以上所描述的情况发展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即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成立前后似乎有了一些改变。在1927年“4·12政变”之后， 一度以坚决反帝面目出现的蒋介石转而向帝国主义妥协。由于日本反对他北上统一中国，蒋介石便选择了美国作他的靠山，开始采取亲美外交政策，企图联美制日，完成他统一中国并维护其统治的目的。而此期美国因面临中国国民革命的冲击而感到担忧，蒋介石的反共亲美立场使美国终于发现了一个理想的“稳健派领袖”，美国的在华利益可望得到维护，因而美国对蒋介石的行动作出了积极的反应，采取了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的政策，并率先承认了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的亲美一方面反映了他在处理中日矛盾时对以夷冶夷策略的继承，另方面也证明他不惜依靠外国势力解决国内危机。这样，在实质上，以民族主义标榜的蒋介石也没能摆脱以依靠外力来维持自己的统治的这样一种对外关系模式。
    综上所述，在中美交往的过程中，由于各自受到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的制约。中美两国表现出了不同的处理双边关系的思维及行为方式，而这些东西往往具有一种历史的惯性。美国人大多以傲慢的态度看待中国，认为中国人没有能力自行跨入现代国家的行列，美国人从来没有认识到中国人有能力处理自己的事务，并且不打算遵循美国的模式，即使是奉行亲美政策的蒋介石政权也是如此。此外，美国人虽然在中外关系的一些关键时期并没有帮助中国，但仍然自我感觉是中国的保护者。至于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由于感到美国对华态度较其他列强温和（15），因而在自身力量不足的情况下，中国统治阶层有一种利用美国力量解决中外冲突乃至国内问题的习惯性考虑，但仅仅是利用而已，并不等于将美国视作中国的保护人，也谈不上对美国言听计从。这种情况往往造成一种中国方面对美国期望过高而结果十分失望的局面，此外它反映并又促使中美关系在一种不平等格局中展开。
    那末，中美交往中形成的这样一种不和谐基调是否影响到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双边关系，其对“史迪威事件”也有着间接的作用吗？答案是肯定的。
    如果说，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两国之间上述的不一致还没有造成严重的冲突的话，那末到了二战期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战时两国的交往急剧增长，但这一变化是在既没有改变双方在实力地位和在本质上的不平等关系，也没有改变双方政治家们用他们所习惯的方法去观察对方的情况下发生的。也就是说，双方仍然是在缺乏相互了解和勾通，仍然习惯一厢情愿地看待和想象对方的情况下突然进入合作的，加之正在进行的战争的压力，双方的不一致是否能经历关系空前密切这一新现实的考验就成为问题。事实是，在二战中，蒋介石政府仍把美国视作它解决中外危机（中日战争）的依靠力量，而且，因在政治、外交、军事、经济各方面以美国作后台，该政府还将美国视为它解决国内共产党问题的资本，但是，如美国为打赢战争要求中国进行政治、军事，全面改革，要求装备和利用共产党部队作战，要求由史迪威指挥中国全部军队等等，这些都是绝不能遵旨照办的。至于美国，其领导者仍然认为中国是一个落后的不成熟的国家，一个二流甚至三流的盟国，因此不准备让蒋介石在战略上和供应问题上的决策上享有平等的地位。此外，由于双方关系空前密切，使得美国介入中国内政的程度大大增强了。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美国人一直按照自己的价值观来要求蒋介石政府，希望政权拥有民主制度下那样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合法性，并要求它按美国的方式改革它的政治、军事体制。这就使美国与蒋介石政府之间的矛盾激化了，而“史迪威事件”正是美国想用注入西方的技术知识、组织能力和民主主义价值观的办法来进行战争，来改造和重建中国的最为官方和正式的努力遭到中国方面的抵制的一个最好说明，显然，二战时期中美双方的合作面临了极大的困难。但是，只要有国家之间的合作存在，不同的国家或多或少都会面临种种难以协调的困难，问题的关键在于合作者应该具有相互了解和相互勾通的准备和能力，而这恰恰是战时中美合作时所缺少的。
    以“史迪威事件”反映出来的中美矛盾，经其后五年时间的发展演变，最后以蒋介石政权的垮台而被迫得以解决，而这一解决即宣告了双方政策的破产，标志着旧的中美关系模式的终结。
    注释：
    ①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1），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第636、3页。
    ②“抗战建国纲领”，（台）《革命文献》，第76辑。
    ③（12）张其昀：《党史概要》，第3册，台北中华文物供应社，1979年，第973、974页。
    ④“1938年10月18日蒋介石致罗斯福电”，易竹贤著《胡适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11页。
    ⑤《顾维钧回忆录》，第4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9页。
    ⑥《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中华书局，1978年，第82页。
    ⑦（13）（14）康德里尔编：《公众舆论》、转引自华伦·柯恩著“美国对中国的看法”，《编译参考》1990年第10期。
    ⑧《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583页。
    ⑨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99页。
    ⑩《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编第1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46—347页。
    （11）《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第138页。
    （15）李抱宏：《中美外交关系》，商务印书馆，1940年，第21、16—17、70—71页；《顾维钧回忆录》（1），第96—97、165、173—174页；《曾文正公全集》，第12卷，第9—10页；郑海麟：《黄遵宪与近代中国》，三联书店，1988年，第44页；沈剑虹：《使美八年纪要》，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第2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