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步是18世纪普鲁士和奥地利两大邦推行的开明专制制度
    马克思曾经指出过：“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及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常备军、警察、官僚、僧侣、法官（这些机关是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起来的），是起源于君主专制时代，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①马克思的论述同样适用于德国。17～18世纪，德意志各邦也实行专制政权，而在18世纪普鲁士和奥地利两大邦则实行开明专制。在普鲁士是弗里德里希二世。第一，他不再宣扬“君权神授”，“朕即国家”的老调子，而提出君主是国家的“第一仆人”的论调；第二，他接受了某些启蒙思想，请伏尔泰到他宫内交谈。因此开明专制是君主和哲学家的联盟；第三，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关，反对地方封建势力，建立以国王为主席的总执行局，下设五个执行部门；第四，进行司法改革。1794年公布“普鲁士通用邦法”，改革司法审判规则，提高法官和律师的地位，取消酷刑，任用受教育者当法官；第五，实行宗教宽容，提倡科学艺术，聘用启蒙学者到学校讲学。开明专制在奥地利的推行者是女皇玛丽亚·特利莎和皇帝约瑟夫二世。玛丽亚·特利莎废除中世纪国家机构，建立中央机构：枢密院、司法部、行政部、财贸部。在司法方面，建立最高司法部，把司法同行政分开。1766年颁布民法和刑法，规定不论贵族或平民，凡违法者一律处罚。废除死刑，惩罚则用于“报复和威吓”和“纠正和教育”。约瑟夫二世颁布“臣民特许令”，限制贵族特权，把全国分为十三个区，由总督进行管理。
    开明专制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恩格斯指出：“那时互相斗争的各阶级达到这样势均力敌的地步，以致国家权力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而暂时得到了对于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17世纪和18世纪的专制君主制，就是这样。它使贵族和市民阶级彼此保持平衡。”②当时德国资本主义经济也有一定的发展，资产阶级力量有所成长。专制君主在反对地方封建贵族的斗争中需要资产阶级的支持，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推行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他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消灭地方割据状态，改革法制，改革税收，限制贵族特权，都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同封建贵族的斗争处于势均力敌的地步，它依靠专制王权以便于本身的发展。专制政体。特别是开明专制政权，已经在政治上向现代国家迈开了第一步。它正是在上述历史条件下出现的。
    近代德国政治现代化的第二步是19世纪初在普鲁士和德意志其他邦进行的改革
    恩格斯在分析法国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建立和发展时指出，现代国家这座大厦是经过法国革命的大扫帚清除了它的最后障碍后在第一帝国时期建立的。德意志各邦也同样受到法国革命影响。在废除农奴制度的同时，改革了国家机构，突出的是普鲁士的施泰因和哈登贝格的改革。施泰因颁布《改善国家最高行政管理机构的规定》，确定国王之下设立国务院，负责国家最高行政事务，下设外交、财政、军政、司法、文化、工商各部，各负专责，使现代国家机构更为完善。同时颁布《普鲁士王国城市规程》，规定各城市都获得自治权。它规定，全体市民通过市参议员作为自己代表参与一切公共事务。市民有权从自己中间选出市参议员。市参议员有权在本市一切公共事务中代表全体市民，为全体市民处理全部公共事务，并在有关公共财产、本市及全体市民的权利和义务上发表有关的声明。但不是全体城市居民都称为市民，凡年收入不满二百塔勒的人不能称为市民，他们没有选举权。一个手工工场工人年收入只有120塔勒。因此普鲁士城市绝大多数人被剥夺了选举权。因此这次改革城市自治权只给了那些资产者。哈登贝格继续施泰因的改革。特别是1812年他颁布《关于犹太人公民地位的敕令》，承认了普鲁士境内犹太人公民地位。
    施泰因和哈登贝格的改革在德国政治现代化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普鲁士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现代国家机构，市民获得了城市自治权。这次改革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实现的。第一，它是在法国革命影响下和法国占领下的莱茵同盟、威斯特发利亚王国和华沙大公国进行改革总形势下进行的。第二，它是在1806年耶拿和奥尔斯泰特失败和1807年提尔西特和约签订后，普鲁士军队和普鲁士国家面临完全破产的形势下被迫进行的。拿破仑同样关心普鲁士的改革，不改革普鲁士就无从付清战争赔款。第三，这些改革都是在开明容克的领导下进行的。当时普鲁士正处于工业化的起步阶段。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还没有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少数激进派，像大哲学家费希特曾主张建立共和国，但被压制而未能形成政治势力。改革的两名主要代表人物施泰因和哈登贝格一方面受到启蒙思想和法国革命的影响，另方面他们又是容克。他们都够不上革命家，连资产阶级自由派都不是，但他们主张进行改革。施泰因在1807年写的《拿骚备忘录》里提出，要把普鲁士国家这个“专制政体、官僚制度和封建主义的杂烩”改造为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国家，要把国王陛下的臣民改造为真正的国家公民，他反对德国诸侯分裂和专制，支持启蒙思想家的自由要求。哈登贝格同样出身于贵族。1807年写的《里加备忘录》，提出普鲁士国家改革纲领。他主张由聪明的政府进行改革，而不是通过内部和外部的凶恶的压力。他认为，改革是需要的，但不能用激进的方法。改革要由有见识有学问的人来指导。他认为，改革的基础是发展民族的内聚力，使整个国家形成单一的民族性格，这个国家将称为普鲁士。他认为改革的断然措施是各省选出代表研究全国问题。它即不对君主构成威胁，也不对有效政府构成威胁，它对各阶级实行政治平等，代表由各阶级平等选举。他说：“国家的各种职业毫无例外地根据智力对所有阶级开放。”
    施泰因和哈登贝格改革虽然是德国政治现代化的一步，但它的成效是有限的，特别是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欧洲反动政治局面下，德国又恢复了专制统治的反动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