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谟斯提尼不仅要证明埃斯基尼斯的受贿及其与腓力二世的同谋，更要阐释受贿所造成的危害。在他看来，这种危害除了如《第二篇反腓力辞》中所指出的那样，雅典人因放弃弗基斯和温泉关而丧失自身利益；更重要的还在于，它妨碍了雅典人履行对所有希腊人所承担的责任，并且加剧了希腊城邦之间互不团结的局面。德谟斯提尼指出，正是由于受贿，埃斯基尼斯才会在公元前346年埃拉菲博里翁月19日的公民大会上阻止雅典人向任何其他希腊城邦提供援助，而当时正有其他希腊城邦的使节在场旁听。(46)事实上，关于是否有使节在场的问题，德谟斯提尼与埃斯基尼斯各执一词，而埃斯基尼斯所提供的更加令人信服的证据使我们倾向于认为德谟斯提尼“虚构”了使节在场的情节。(47)然而，在这里我们更应关注这一“虚构”的修辞作用：德谟斯提尼正是用它来突出埃斯基尼斯的受贿者形象，并强化其恶劣影响。在《使团辞》中，他将雅典称为“希腊人的保卫者”，(48)而通过使节在场的情节设置，他可以更加真切有力地表明，埃斯基尼斯的受贿行为使得雅典人在希腊人面前放弃履行自己所承担的责任。
    按照这一思路，德谟斯提尼将雅典盟邦弗基斯的灭亡完全归咎于埃斯基尼斯等政治家的受贿。他非常生动地描绘了弗基斯被灭亡之后的悲惨景象，并且指出，希腊世界中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事情了，雅典曾经作为“希腊人的保卫者”决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由于埃斯基尼斯等政治家，腓力二世却有力造成如此严重的破坏。(49)事实上，这种说法很可能也是德谟斯提尼的某种“虚构”。他指控埃斯基尼斯导致弗基斯灭亡的理由是，后者欺骗雅典人将弗基斯排除于腓罗克拉底和平协定之外，从而使其丧失保护。但是，现代学者哈里斯从当时雅典与弗基斯的关系进行推断，指出弗基斯本来即不会被包括在和平协定之内，从而证明埃斯基尼斯并不对弗基斯的灭亡负有责任。(50)这样，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德谟斯提尼试图利用弗基斯灭亡的事件，通过指控埃斯基尼斯的受贿而为雅典民众建构出一种政治“事实”的模式：腓力二世贿赂政治家以实现自己的目的；政治家则因为受贿而促成腓力二世的强大，并进一步造成希腊城邦之间彼此出卖，互不团结。
    因此，笔者认为，在德谟斯提尼这里，“受贿”不只是他指控政敌的实际罪名或借口，(51)而更是用以呈现政治“事实”的重要修辞策略之一。在《使团辞》的后半部分，德谟斯提尼进一步强化“受贿”主题，将受贿的危害引申至整个希腊世界，将它比喻为希腊世界正在流行的一种“可怕的疾病”：希腊城邦中的政治家们出卖自由，招致奴役，并且把这种奴役称作与腓力二世的友谊；其他希腊人非但不惩罚这些政治家，反而纷纷效尤。(52)在描述了这种“疾病”如何从贴萨利传至伯罗奔尼撒及其在伯罗奔尼撒各城邦中肆虐的状况以后，(53)德谟斯提尼特别将奥林图斯为腓力二世所灭的事件作为一个“明显而清晰的范例”详加阐释：奥林图斯人曾经有力量抵御强敌，但是，当政治家“开始受贿”，并且发展至“受贿行为成为强势力量”的时候，奥林图斯便被出卖给腓力二世。德谟斯提尼指出，这就是“受贿”所造成的“疯狂”。(54)
    在之后不久(公元前341年)的公民大会演说《第三篇反腓力辞》(Philippic Ⅲ)中，德谟斯提尼以更加有力的表述重申这一“受贿”主题。德谟斯提尼明确指出，希腊人曾经追求自由，如今却追求奴役，造成这种不幸的原因正是“受贿”。这里，德谟斯提尼将受贿的政治家称为“那些从企图统治希腊的人手中获取金钱的人们”，并且对他们予以强烈谴责，称受贿者应该受到“最严厉的指控”，接受“最重的惩罚”。(55)然后，德谟斯提尼重复了“疾病”的比喻(56)，又更为详尽地列举了其他希腊城邦因政治家的受贿而为腓力二世所奴役的事例，其中也包括《使团辞》中曾经论及的奥林图斯。(57)在叙述这些事例的过程中，他有意突出受贿政治家与忠于城邦的政治家之间的对立，将前者称为“为腓力进行演说的人”(58)，而将后者称为“为民众进行演说的人”和“为了最好的建议进行演说的人”(59)。德谟斯提尼用这一对立关系来表述主战派和主和派的分歧，他解释说：民众之所以倾向于那些“为腓力进行演说的人”而不相信“为民众进行演说的人”，因为前者倡导和平，后者却主张与腓力二世进行战争。(60)这种表述方式将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分歧转化为受贿者与忠诚于希腊的政治家之间的对立，把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和政见差异简化为非此即彼的两极化模式。
    对于德谟斯提尼所呈现的这种模式，现代学者已经意识到它所产生的误导作用。例如，哈里斯曾明确指出，德谟斯提尼的说法会造成我们认识上的盲区，使我们过于简单地理解马其顿取得希腊统治权的原因；实际情况比德谟斯提尼的说法远为复杂，并非所有亲马其顿派都是被腓力二世贿赂收买的政治家，而腓力二世其实也从未表现出真要摧毁雅典的意图。(61)无论现代学者对当时历史事实的推断是否准确，或者现代学者对德谟斯提尼的批评是否公允，我们都不妨认为，德谟斯提尼所呈现的模式是他在某种程度上对政治“事实”进行建构的结果。这种建构的目的则在于影响当时雅典民众的政治认知，引导民众按照这种两极化的模式对各位政治家的主张和立场进行归类，而“忠实于民众”还是“忠实于暴君(指腓力二世)”之类具有明显道德与意识形态色彩的评价标准又很容易使民众在两极对立中选择一方，摒弃另一方。
    同时，德谟斯提尼还特别强调了民众的认知能力在这种选择中所应发挥的作用。在《使团辞》中叙述奥林图斯的事例时，他就曾指出：面对受贿的政治家，奥林图斯民众“由于愚蠢”(di’abelterian)而相信他们的欺骗；(62)相反，雅典民众则“应该是明智的”(eu phronein dei tous pollous)。(63)他以此提醒雅典民众，要“明智”(eu phronein)地认识政治事务，便不能相信受贿者。在《第三篇反腓力辞》中，德谟斯提尼则进一步指出，对受贿者的信任将给民众认识政治事务的能力造成巨大损害：民众最终屈从于自己的结局，不是因为他们的“漠不关心”(agonian)，而是由于他们认为(enomizon)自己比所有人都软弱。(64)这是更加深刻的提醒，在他看来，民众如果相信受贿者，就会完全丧失正确认识政治事务和认识自我的能力，这比“漠不关心”远为严重。于是，德谟斯提尼将“受贿”主题与政治家对政治事务的呈现以及民众对政治事务的认知紧密联系起来，他在攻击政敌受贿的同时，更是借助“受贿”主题来反驳政敌所呈现的政治事务，让民众接受他自己所建构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