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9年2月下旬，一项重大考古发现--吉野个里遗址，通过新闻媒介的广泛传播，轰动了日本全国。
    紧接着，好长一阵子，由于报刊上不断跟踪报道逐步清理出的一个又一个新发现，学者们也以各种方式就这些文物出土的意义发表见解，结果不但促使日本政府把该遗址指定为国家级“特别史迹”，而且在广大群众中掀起了一场关于古代日本的“寻根”热。据报道，到1991年底为止，从全国各地蜂拥而至的参观者已达500多万人。
    吉野个里遗址为什么会在日本引起国家和学者们的极大关注，牵动了千千万万人的心呢？这是因为，它的出土，不但能够更好地填补日本上古史的一段文献空白，说明弥生时代（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后3世纪）的日本到底是什么样的，而且有助于解开历史学家们过去争论不休的许多“谜”。其中最大的一个谜是：中国史书《三国志》等关于日本古代“邪马台国”的记载，其真实性或可靠程度如何？所谓“女王（卑弥呼）之所都”的邪马台国究竟在哪里？在九州还是在畿内（京都附近）？
    吉野个里遗址在九州北部佐贺县境内，地处素以文物宝库著称的佐贺平原东部，是一片丘陵地带。它位于著名高山脊振山余脉的山脚下（禅宗创始人荣西曾在此山首次移植中国茶树），旁边有一条河（筑后川支流）流过，离唐宋时已与中国海上交通频繁的内海-有明海也很近。
    1986年，县政当局曾把这片丘陵地带列为建造集体住宅区的“最有力候补地”。县的教育委员会闻讯后，建议在正式做出决定前，先动用本县的财力和人力进行由点到面的大规模地下发掘，以便保护古迹，抢救文物。经过3年多艰苦而又细致的发掘、整理，最后惊奇地发现，这里原来埋藏着一座绵延了600年的弥生时代的环濠聚落，遗址、遗物非常丰富。于是，县里只好取消建造集体住宅区的原定计划。这说明，日本举国上下多么重视文物保护。在战后日本，虽然西方式犯罪应有尽有，但像我国近年来猖獗的那种盗掘古墓案件却从未发生过。
    二
    这座环濠聚落的显著特点，是它规模特别大，所辖区域很宽阔，在同类遗址中首屈一指。其总面积为40公顷，按1公顷等于1万平方米计算，也就是一共占地40万平方米。整个聚落南北长（约1公里），东西短（0.7公里），分成被外濠围着和被内濠围着的两个部分。聚落内部居住区、耕作区、仓库区、坟墓区等井然有序。外濠的濠堑，保存得最好的处所，宽度为7米，深达3米，呈“V”字型。
    在九州也好，在近畿也好，日本已多处发现弥生时代的环濠聚落，但都不像吉野个里这样巨大而又完整。正因为它规模大，遗迹、遗物也相应地丰富得很。截至1991年下半年为止，已发掘出竖穴居住遗址约350处，坟丘2000余座，以及大量的石器、陶器、铜器、铁器等。据说，从各种遗址中出土的全部遗物，能够装满8000多只集装箱。
    从已经出土的遗迹、遗物中，根据年代测定可以看出，吉野个里遗址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然后又盛极而衰的漫长过程。
    早在弥生时代前期，这里就沿着山岭的边缘地带，在丘陵的一角出现了几处规模较小的聚落。出土的遗物中有炭化了的米粒，还有猪和狗的遗骨。可知当时已能从事稻作，并且开始饲养家畜。与此同时，在这几处聚落的南端，有4公顷那么大一块地方，是挖了环濠，被围起来的。这表明，很有可能，早在那时此处就产生了一个特殊而有权威的集团。
    到了弥生时代中期（从公元100年前后算起），由于生产力进一步发展，这里不但耕作面积迅速扩大，人口增多，而且在那个特殊权威集团所在地附近，已建立起青铜器作坊，形成日本最早的青铜器制造中心。发现遗址后陆续清理出的遗物中，有制造“巴形铜器”（盾牌装饰）的铸范、制造铜矛的铸范、制造铜剑的铸范等，以及炼铜时所使用的风箱上的送风口和坩埚的碎片（后两种遗物据说年代更早，可能属于弥生时代前期）。大约从公元前50年前后起，已于聚落北侧修建一座巨大的坟丘墓群，把过世首长层人物集中埋葬在一起。不早不晚，就在出现青铜器作坊和巨大坟皇墓群这段时期内，似乎是有领导、有规划地建起了一条又长又深的环濠，几乎把整个丘陵都围绕在里面，这就是现在发掘出来的外濠。为了更有效地防御敌人来犯，除濠堑本身外，这条外濠还用挖濠时挖出的土筑成土垒，在土垒上像栅栏似的倒插着一棵挨一棵的大树。这些树，从穴址看，每棵直径为20～30厘米，相当粗，并且向外倾斜，使来犯者难以爬过。
    一来有类似“城”的防御设施，二来已能够制造青铜利器，这是古代社会衡量形成城市与否、形成国家与否的两个最重要的物质条件。而日本史学界过去一直认为，日本在公元7世纪才开始有城市。不知今后将如何解释吉野个里的这个“谜”，要不要改写历史？
    弥生时代后期（公元50年至300年前后）是它的鼎盛期。其主要标志为：防御设施更加完善，又在外濠内侧设立了可称之为“望楼”的哨所，就是把一栋茅屋用几根木头柱子架高，用以观察濠外的动静；随着财富积累的迅速增加，用来代替以往简陋的“储藏穴”、显然不可能归个人所有的“地板架高式仓库”也迅速增加，已发掘的遗迹，多达40余座；铁制品的使用越来越普遍，已发掘出的遗物，有铁镰、铁锹等农具以及铁斧、铁镞等武器；出现了很像是“宫室”的独特房屋建筑，且有作为王权之象征的中国传来或仿制的铜镜出土。
    然而，在经历了这段鼎盛期之后，这个城市或“国”的中心，却突然消失了。原因何在，尚需进一步深入研究。笔者不是研究考古或日本古代史的，但总觉得，在现有几种不同说法中，“迁移说”（东迁到本州）和“战乱说”（被别国消灭）颇具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