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吉野个里遗址中被复原了的望楼、邸阁等照片后，笔者深深感到，非但不应怀疑魏使的所见所闻，反而应该赞扬陈寿能忠实于魏使的考察报告，遣词造句非常精确。且不说用“楼观”来形容望楼多么维妙维肖，拿“城栅”来说，那不是从城墙和栅栏两个词儿中各取其中一个字，创造了一个新名词吗！至于“宫室”，也许因为它还不像宫殿或王宫那么豪华吧，选用这两个字，也是很费斟酌的。
    第三，吉野个里遗址的出土，是不是有利于邪马台国九州说？赞成九州说的笔者，认为必须肯定这一点。
    持邪马台国畿内说者们的主要论据，是说倭人传中关于方位的记载不准确，把在东面弄错为在南面了。这个论据能成立吗？细读原文，不难发觉，文中从“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之中，依山岛为国邑”这第一句起，每到一国，曾多次提到沿海岸“乍南乍东”，或者“南渡一海”，或者“东南陆行”，以及“东行至”、“东南至”、“南至”等，方位都分别讲得一清二楚，根本没有把东西南北搞颠倒了的可能。我认为原因在于，指南针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早在战国时代就有了。远涉重洋的堂堂魏使，怎么会不带上这个炎黄子孙的传家宝、航海或旅行的必备用品呢？退一步讲，古今中外，人人知晓，太阳是从东方升起向西方落下的，怎么可能把迎着初升的太阳走误解为往西或往南，把向太阳在自己左侧的方向走误解为往东或往北呢？
    此外，持畿内说者还将九州既未发现规模大的环濠聚落也未发现有魏国年号的三角缘神兽镜这两个理由死死抱住不放。前一个理由，吉野个里遗址出土后已不攻自破。但有的学者却想来个负隅顽抗，说什么有朝一日畿内也可能会发现比这规模更大的。当然，该遗址出土后，改变了看法的畿内派学也不乏其人。
    至于铜镜，据中国考古学家考证，那是吴国工匠在倭国仿制的，并非魏明帝赏给卑弥呼的特赐铜镜。即使确系特赐铜镜，笔者也很赞成已故我国老一辈日本学家徐逸樵先生的观点：“镜并不是不可以移动的东西。它可以被大和方面的政权从九州移到（掠夺到）大和，作为平定九州有功的恩赏，也可以被九州方面的政权从九州的根据地移到大和，作为赐给平定大和有功的恩赏，是并没有宿命的固定于谁方的性质的；要决定谁方是真正的移动者，那就要看谁方是真正的全国初步统一者，而从历史的真实来看，那统一者决不是本在大和方面的政权……”②需要强调一下，有些日本学者也持有类似观点，并进而主张邪马台国“东迁说”。
    四
    除了上述与邪马台国有关的问题，吉野个里遗址的出土还充分证明，中国大陆文化之传入日本，时间要比原先估计早得多，而且影响所及出乎意料，这对日本学术界冲击很大。
    最耐人寻味的是位于该遗址北侧、以众多“瓮棺墓”为主要葬制的坟丘墓群。这种古代瓮棺，在九州以外的日本其它地方和朝鲜半岛，均未曾发现过。瓮棺即陶器棺材，分两半儿烧制，粘合在一起以后呈圆筒形，从图片上看，像一个西葫芦。不少日本考古学家认为，它很可能来源于中国。但很遗憾，缺乏足够证据（仅知西安半坡遗址有埋葬小孩的瓮棺出土）。
    为此，一学术团体（东亚文化交流史研究会）曾派代表团来华考察。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当他们看到汉中市龙岗寺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一具大瓮棺（高87厘米，直径43厘米），并且听说另一遗址也已出土同样瓮棺约50具后，由于其与吉野个里出土的非常相似，都喜出望外，认为可以“确认”瓮棺在中国古已有之。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整个坟丘墓群的埋葬方式也很像在我国江南地方（江苏、浙江、安徽）已多处发现的“土墩墓”。据我国学者考证，公元前8～4世纪前后，也就是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时代，这种古代墓葬制曾在长江下游一带广为流行。其特点有二：一是不把人的遗体即棺材埋在地下，而是埋在堆上一层土的地上，因为江南属于潮湿地带，不像中原那样干燥，如果把遗体埋在地下，容易被水浸透而腐烂；二是在掩埋好遗体之后，再往棺材上面堆土，并且把土夯实，考古学界把这叫做“版筑法”。吉野个里坟丘墓群不仅遗体埋葬方式与江南土墩墓相同，而且也采取了版筑法，每堆几十厘米就夯一次，坟丘被后人削平前曾高达两三米。
    再拿环濠聚落来说，其源流也可以在中囚找到。解放后最早发现的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即其中之一。据西安半坡博物馆介绍：“半坡聚落遗址东西最宽处近200米，南北最长为300余米。经勘探，居住区约占3万平方米，北部1／5的面积已经发掘。从发掘部分来看，居住区周围设有宽深各5～6米的壕堑围护。堑北为公墓区，堑东为陶窑生产区。居住、墓葬、生产用地的区分，反映出规划的观念。”③请看，除了规模较小、没有倒插的大树以外，它的整个布局，与吉野个里多么相像。
    上述日本学术代表团来华后获悉，在我国的江南，也已发掘到两个规模比半坡大得多的环濠聚落。一是距今6000年前的江苏省句容县落丁地遗址，一是春秋时代的江苏省武进县淹城遗址。后者濠深10米，宽度为45米，简直像一条河，濠中有吴国时代的青铜器和印纹陶出土。由此该团得出这样的结论：“环濠聚落的‘根’也在中国，它是伴随着农耕文化的发达，为显示社会的组成而诞生的。”④
    岂上这两项荦荦大者，连一些稍纵即逝的“小”发现，也能反映大陆文化对日本弥生文化的影响如何深广，使学术界不能不为之兴叹，并进而主张改写以往所做考古结论。
    譬如，那个青铜器作坊遗址中，不但有前述各种铸范出土，而且后来经过再清理，还在矿渣中发现了一个小小的锡块。⑤切不可低估这一小发现的意义。因为锡是制造青铜利器不可缺少的金属原料，产品质量好坏取决于锡的含量。它和铸范一起出土，有助于澄清考古学界长期认识模糊的一个大问题，即：日本的弥生时代有没有独立的青铜器文明？当时能不能从大陆进口原料自制青铜利器？过去，学者们对此一直持否定态度。通行的看法为：九州北部出土的青铜利器中，“那些锐利的、可以做为武器在实战中使用的，都是‘舶来品’（从大陆进口）；而那些大型化而又钝得很的矛等，则均系国产品”。这么说也有一定道理，因为日本直到公元8 世纪才在本国发现铜矿，而弥生时代青铜利器又确实有不少是把破旧青铜器熔化后“改铸”的，由于锡的成分愈熔化愈减少而质量低劣。但根据吉野个里的新发现，又很需要对上述看法进行反思。日本同志社大学森浩一教授就认为，铜矛铸范等遗物的出土证明，应当这么说，“当青铜制武器传入日本以后，几乎与之同时，在日本国内也已开始自己制造了”。⑥
    再如丝制品的出土。从该遗址坟丘墓群中，还曾发现附着在遗骨上的几种丝织品残片，有的是平织绢，有的像捻线绸，并且用贝壳粉或蓝草汁染上了颜色。由于遗址内已出土过很多用石头磨制的纺锤，可以断言，这些丝绸和绢，无疑是在吉野个里及其周围的聚落中纺织、加工出来的。何况《魏志·倭人传》有明文记载，当时的邪马台国已能“纻麻、蚕桑、缉绩：出细纻、缣鵳”。但本文前面说过，瓮棺中埋葬的都是死于公元1世纪的人，而在古代中国，植桑养蚕技术是不轻易外传的。有个历史故事，汉代那位和亲西域的公主，把蚕藏在自己戴的帽子里，才带了出去。那么，日本人为什么如此之早就学会了植桑、养蚕，织丝技术，传授者又是谁呢？
    中国古籍《太平御览》卷782所引《外国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周详泛海，落纻屿。其中多纻，有三千余家，云是徐福童男之后，风俗有似吴人。”⑦这为我们寻找日本丝织之祖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