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吉野个里遗址的出土，以考古收获雄辩地证明，《魏志·倭人传》（即《三国志》魏书东夷传倭人条）中关于弥生时代的日本或邪马台国的种种描述，确实称得上是“信史”。正因为与中国古文献上的记载极其相似，该遗址初露端倪时，曾被性急地误认为“找到了邪马台国”。后来，在几位著名考古学家的参与下，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它虽然并非“女王之所都”的那个邪马台国，却应认为它是“皆统属女王国”的诸国中之一。即便如此，也丝毫降低不了遗址出土的考古价值，因为不但可以明确“比定”为在九州的国又多了一个（有人说应把它比定为“华奴苏奴”国，也有人说应把它比定为“弥奴”国），而且由它可以类推当时各国的“都”究竟是什么样的。
    我们知道，日本古代没有文字，因而也就不可能修史。公元5世纪以后，汉字经过朝鲜传入了日本。到奈良时代（相当于中国唐代），在大和朝廷主持下，日本才用汉字写成两部最早的古代正史，即成书于公元712 年的《古事记》和成书于公元720年的《日本书纪》。它们不但比《魏志·倭人传》晚得多， 而且书中上古部分均采自神话、传说，以记述天皇家系谱为中心，穿凿附会的虚构和可资考证的史料兼而有之。所以，治古代史、从事考古的日本学者，历来十分重视对《魏志·倭人传》的研究。
    就古代中日关系史而言，笔者认为，与早就出现过“倭”、“倭人”字样的《山海经》、《汉书》、《论衡》等中国古籍相比，《魏志·倭人传》明显地具有弥足珍贵的三大优势：第一，它一方面记述的是公元3世纪时的倭国状况，另一方面又编纂于公元3世纪后半期，二者的“时间差”很小；第二， 它是根据魏的使臣从日本带回的所见所闻编写的，在当时就属于第一手资料；第三，“信息量”大，不像其它书那样只有三言两语，而是用比较大的篇幅（约两千字），把倭国介绍得既全面又具体。
    关于邪马台国的社会变迁和“女王之后都”的面貌，《魏志·倭人传》有这样一段记载：
    “其国，本亦以男子为王。住七八十年，倭国乱，相攻伐历年。乃共立一女子，名曰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年已长大，无夫婿，有男弟佐治国。自为王以来，少有见者，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人给饮食，传辞出入居处。宫室、楼观、城栅严设，常有人持兵守卫。”
    本文不想涉及古往今来已被日本学术界搞得很复杂的卑弥呼究竟是谁这个问题（有人说她是某某皇后，有人说她是某某皇姑，有人说她是九州一酋长，甚至有人说她就是日本皇室的始祖天照大神），只想提出以下3个问题就正于方家：
    第一，在公元3世纪中叶魏使出使邪马台国以前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是否发生过“倭国乱，相攻伐历年”这种可悲事件？
    如前所述，吉野个里遗址证明，在弥生中晚期，那里曾经严密设防。可想而知，如果不是因为有互相攻伐的战乱，完全没有必要为此而大兴士木，劳民伤财。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从弥生中期坟丘墓中，已发掘出这样几具人体遗骨：有的没有头骨，显系作战时脑袋被敌人砍掉；有的脑部、腹部被乱箭射穿，皮肉腐烂了，箭头还插在骨骼上；有的肩部和胳膊上有被刀剑砍伤的痕迹。请问，这不是“相攻伐历年”的血淋淋残酷写照又是什么？
    还应该看到，社会生产力发展到弥生时代那种程度，伴随着农耕文明、青铜器文明和一些原始国家的出现，必然会发生战争。因为战争的本质就是对物质财富的掠夺与反掠夺，一个集团企图用武力征服另一个集团。同时，在每个集团即每个农耕小社会内部，也不可能是人人平等的牧歌式“乌托邦”，魏使所见“下户与大人道路相逢逡巡入草”，生动地表现了这一点。
    可惜在这类问题上，日本学术界至今仍见解不一致。承认吉野个里遗址是古代一“聚落”，这很容易达成共识，因为考古发掘的事实明摆在那儿。但要承认它是个原始国家，有些人就不怎么赞成。根本原因似乎在于，不认为“到目前为止的（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共产党宣言》）。由于存在分歧，所以很多谈论吉野个里遗址的文章，关于它的政治性质，一般都只用日语片假名写做“クニ”，避免使用“国”这个汉字。而笔者则根据《魏志·倭人传》中“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服”、“收租税，有邸阁（即前文所述大型仓库）”、“国国有市，交易有无”等有关记载，认为邪马台国毫无疑问地是个由一些已经产生了阶级的原始国家组成的联合体，至少应承认其为原始国家的雏形（部落联盟）。
    第二，倭人传中“宫室、楼观、城栅严设，常有人持兵守卫”这段描述，是否符合“女王之所都”及其属国的“中心”的实际状况？
    之所以要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自江户时代以来，日本学者们大多热中于邪马台国在九州还是在畿内的烦琐考证，很不重视这个问题，不认为它关系到国家、城市形成与否，很少有人认真研究。而且，在战前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由于神国思想作崇，公开谈论邪马台国曾被列为禁区。充其量只能在大学课堂上讲讲，讲完了还叮嘱学生不要外传。直到战后，才由“国定”中学历史教科书带头打破禁区，使得研究邪马台国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连一些非专家也跃跃欲试，终于在60年代，以宫崎康平的长篇考古随笔《遐想中的邪台马台国》为开端，兴起了一股“邪马台国热”。
    就在这战后第一次邪马台国热中，著名小说家松本清张发表了他的一部史学著作《古代史疑》。书中虽然有言之成理的创见，但关于“宫室、楼观、城栅”之类描述，他却武断地认为，那只不过是陈寿照搬中国风俗的“创作”，①意即像写小说一样纯属虚构。他这个看法颇具代表性，早就有人认为魏使并未亲自到达邪马台国。
    其实，应当这么看，若非亲眼所见，光凭想象，绝对不可能想出这类名词，因为楼观也好，城栅也好，都是“中国风俗”中所没有的。吉野个里出土后，有位考古学家说得好，以前他们对楼观、城栅究属何物，是“不得要领”的，这话说得倒很坦率。松本清张在吉野个里出土后，也不坚持原来的看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