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最后谈谈吉野个里遗址与徐福东渡日本传说之关系。
    摆脱了渔猎、采集经济的日本弥生文化，是受大陆文化的影响，以“渡来人”为媒体，以开始种植水稻和使用铜器、铁器为主要特征，突然出现于日本列岛的。这在日本史学界早已成为定论。
    所谓渡来人，据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植原和郎教授推算，从弥生时代到奈良时代的千余年间，总共大约有100万人，平均每年不少于1000人。这些人当中，自然会使人想到，很可能有“自云太伯之后”那批人（战国时为越国所灭的吴国人）。尤其值得探讨的是，他们当中有没有一批规模大得惊人，是奉秦始皇之命，为寻找长生不老之仙药，率领三千童男童女带着“五谷种种”和“百工”，驾驭几十艘大船，浩浩荡荡来到日本的徐福一行呢？
    关于徐福的渡来，在日本各地虽然传说很多，但在学者中间却很少有人把它当做史实来进行探讨，不少古代史著作均采取不屑一顾态度。吉野个里遗址出土后，最早引证司马迁《史记》中关于徐福的3处记载，指出该遗址可能与徐福有关的，是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所长梅原猛。⑧今年年初，森浩一教授也明确指出：“著名的徐福传说，恐怕并非纯粹是传说，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有关事实。”⑨
    在这个问题上，学者们的具体分析主要有：
    --从航路看，有明海沿岸一带是最适合徐福船队登陆的地方。流传着“浮杯”等传说、自古以来被称颂为徐福靠岸之处的佐贺县诸富町，离吉野个里只有7公里。徐福为什么会在这一带登陆？据东京商船大学名誉教授茂在寅男研究，古代的航海，在很大程度上要受海流和季风的制约。徐福最后一次东渡能够获得成功，是因为出航日期选择得好--阴历10月19日（初冬）。这时候出海，不论从北路（经由辽东沿朝鲜半岛南下）还是从南路（横渡中国东海），都可以顺利到达日本。因为入冬后，不但已刮起北风或西北风，顺风沿朝鲜半岛南下很容易，不像春夏雨季那样，风是逆风（南风），海流也是逆反流，很难到达；而如果从海州湾出海后先南下，在江南某处等待季风，当早春的偏西风刮起后，顺着“黑潮”⑩往北航行，也很容易到达九州西岸，从而顺利进入有明海。（11）
    --从地形看，佐贺平原依山傍水，土地肥沃，是种植水稻最好的地方。考古发掘已证实，比徐福更早些，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就有从江南渡来的中国人，开始在这里小规模地种植水稻了。关于大陆稻作文化传入日本的路线，历来有从江南直接传来和由朝鲜半岛传来两种不同看法。吉野个里遗址出土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江南说，认为即使存在从其它地方传来的可能性，江南说也应当是“主流”。尤其是佐贺县徐福研究会和东亚文化交流史研究会的几位成员，来中国参观江苏省赣榆县徐福故里后认为，《史记》所云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的那个平原之泽，非佐贺平原莫属。因为它地处筑后川三角洲，河渠遍布，与中国江南地区和徐福故里非常相似。有这样好的地理环境，徐福才有可能为养活三千童男童女和百工而开始大规模地种植水稻。因此，应把徐福视为“弥生的旗手”，他是当之无愧的。对此，著名考古学家樋口隆康还从理论上概括道：“小规模的水稻裁培产生不了弥生经济，也产生不了弥生文化，关键问题是大量栽培始于何时、何地。”佐贺平原中部有座兴建于一千几百年前的“金立神社”，至今仍把徐福作为“农耕、医药、祈雨”之神供奉着，这说不定也反映了史实吧。
    --梅原猛所长认为，最能把吉野个里和徐福传说“扭成一股绳”的，是那座巨大坟丘墓群。他很重视整个坟丘的形状--有八个角，呈龟甲型。经过亲自察看，对发掘当事人先把它说成龟甲型后来又予以撤消，他公开表示不以为然，并指出，龟是道家的永生的象征，与长眠在那里的墓主人所向往的也很相称。他尤其重视瓮棺这种葬制，不惜花很多笔墨来剖析，觉得它实际上体现了“徐福思想”：要么盼望长生不老，要么追求永生、再生。拿瓮棺来说，那么坚固（有的出土后用锤子敲都敲不破），而且用灰泥把接口密封得很严实，其目的恰恰在于：要永远保存好尸体，不让它腐烂，以便将来实现再生。他还从人种学角度指出，该遗址及其附地区出土的弥生时代遗骨，都是身材高、前额宽的，不像长崎县等处出土的原住民遗骨那样身材矮、前额窄，显系渡来人血统。而在稻作文化传来之初的九州，这两类人种似乎一方面保持着“共存”关系，另一方面又随着土地私有化的进展，发生过空前猛烈的战斗。综上所述，这位艺术造诣也很高的哲学家，又以神来之笔，充满激情地写下他的自我幻觉：“时隔两千余年之久，他们这些人如果现在复活了，会说些什么呢？会大谈他们怀念故乡中国的种种思绪吗？会大谈自己或者自己的祖先来到日本后立国的艰辛以及接着发生的战乱吗？或许他们当中还有些人要说，我才配称为徐福的子孙或者徐福带来的三千童男童女的子孙……这虽然在学术上无法证实，但我准备以徐福为题材写一部歌剧，用艺术手法加以表现。”（12）看来，研究考古学，除了主要采取实证方法以外，还需要想象力丰富，否则，千古之谜就永远是千古之谜了。
    --在弥生时代的日本，尤其是九州，先民们开始养猪了没有？《魏志·倭人传》说“其地无牛马虎豹羊鹊”，唯独没说有没有猪。应如何解释吉野个里出土的猪的遗骨？据日本考古学家研究，在早于弥生时代的绳纹时代，日本列岛上只有野猪，没有家养的猪。当时，武勇者还习惯于把从山上捕来的野猪幼崽提回家来，用人的母乳精心喂养，等到举行祭祀或过节时才宰杀它（据说新几内亚现在还有此种习俗）。关东地方的许多考古发现已证实了这一点。而生物进化论告诉我们，猪是由野猪经过家养而驯化成的。但这次发现的猪的遗骨，根据测量，其形体要比绳纹时代的日本野猪大。换句话说，它并非日本先民自己驯化的成家猪，而是在别处驯化，越海传入日本的。因此，奈良国立文化财（文物）研究所研究指导部长佐原真明确指出：“从发掘成果中我们得知，日本在弥生时代就有猪。或许是徐福把猪也从中国带到日本来了吧。”（13）
    总之，笔者认为，研究徐福东渡日本究竟是不是史实，其意义不亚于争论邪马台国在哪里，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如果能有更多考古发掘证明这是史实，那么，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就应该从徐福写起，从而更加源远流长。自从发现江苏省赣榆县为徐福故里后，中国学者们已发表了很多考证文章，希望两国学者能开展合作研究，以便相得益彰，提出更有说服力的见解。
    1992年8月15日脱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