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1870--1871年普法战争后，法国不甘永远居于被压抑的状态。1872年，法国开始实行义务兵役制，并迅速恢复其陆军。1873年9月，德国占领军撤出法国，无疑是解除了套在其脖子上的一根绳索，使其行动更为自由。同年，主张复仇战争的保皇党在法国选举中获胜，麦克马洪上台。8月，法国南锡城主教发表《牧师教令》，号召教徒为使阿尔萨斯--洛林归还法国而祈祷。后来又有5位法国主教发表讲话，公开支持阿尔萨斯--洛林的天主教徒和德国主教团反对当时德国负责文化的大臣法尔克的镇压措施，以对抗俾斯麦反天主教的“文化斗争”。1875年初，法国拟在德国购买一万匹军马。3月，法国议会又通过一项扩军法案，每团由3个营扩充为4个营，使法国陆军的人数增至14万4千人。
    法国快速重整军备和复仇的呼声，使德国军政各界惶惶不安。以毛奇为首的德军总参谋部便从军事角度提出过用一场预防性战争将法国的复仇欲望扼杀于萌芽之中的方案。这也是史学界关于德国企图发动预防战争之说的主要依据。然而，实际情况是，德国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者俾斯麦出于更深一层的考虑，拒绝了军方的计划。我们知道，俾斯麦毕生最关心的事情，是如何保存自己一手缔造的统一的德国。但德国作为欧洲一个新生的政治结构，随时都有可能被一个敌对的大国联盟所摧毁。俾斯麦故而在外交上步步小心，事事留意。俾斯麦一再宣称，统一后的德国已经“满足”，现在它的目标“就是要保住已获得的东西，而最好的担保方式就是保住和平”⑥。针对预防性战争之说，他指出，一场“目的仅仅在于不让法国得到喘息和恢复元气的战争”，“不会造成欧洲长期稳定的局面，而很可能使俄国、奥地利和英国在不信任和必要时积极反对年轻的、尚未得到巩固的帝国上意见一致起来，如果这个帝国推行导致了法兰西第一帝国和第二帝国倾覆的不断的战争政策和维护国威的政策”⑦。因此，从根本上说，当时“每种对欧洲安宁的威胁也将削弱德国在欧洲的地位”⑧。
    但是，面对法国军备迅速恢复的威胁和复仇呼声的高涨，俾斯麦自然要表明态度，并采取相应对策。俾斯麦决定通过施加“政治压力”，“制止法国的重整军备”⑨。首先在外交领域，1875年2月，俾斯麦派自己得力的外交官拉多维茨率领一个使团出访彼得堡，希求与俄国达成默契。条件是：如果俄国不声援法国，德国允许俄国在近东自由行动。3月，德国政府颁布禁止马匹出口的法令。接着在新闻领域，4月5日，《科伦日报》著文，认为“法军的重新组织”是“为了准备战争”⑩。4月9日，柏林《邮报》又刊登了一篇更令人震惊的威胁性文章《战争在望？》。文章在指责了法国的重新武装后作出展望，认为“战争的确就在眼前”（11）。两文的作者中，前者为俾斯麦的主要新闻代理人埃吉狄，后者是前德国政府新闻处的时事评论员康斯坦丁·劳斯尤莱尔。显然，两文所出与俾斯麦有关。《科伦日报》和柏林《邮报》的文章使其它欧洲列强为之震惊，造成了一时的国际紧张局势。俾斯麦试图“用外交手段吓唬法国，并且尽可能施加使之放弃扩充军备计划的压力”的打算，“实际上……是以新闻政治的方式发动起来的”
    对于德国方面的威胁性反应，如果我们仅从战争角度考虑，有悖情理。首先，俾斯麦看得很清楚，英、俄等国难以接受德国再次打击法国。另外，拉多维茨使团出使彼得堡也未取得成果。很难想象，没有俄国的同意德国会贸然对法开战。可见，前述两文纯属舆论声势。其次，即便德国真要对法开战，也无需大声喧嚣，以给对手充分准备的时间。有关史料和史学研究表明，德国方面的强烈反映纯粹是俾斯麦策略上的需要。仅在柏林《邮报》文章发表后的第三天，俾斯麦曾就此向帝国议员巴尔豪森谈了他的看法。他说：“当偶然有一束光亮投向一种混乱的形势时，是非常有用的。但战争是完全不可能的。”（13）毛奇与美国驻柏林大使罗塞尔在英、俄出面干预前的5月2日作了一次谈话，也间接证实了俾斯麦迫使法国停止重整军备的意图，他声称：“如果所有列强都站到德国一边，并且向法国表明其复仇的梦想是多么徒劳，则战争可以，也许能永远避免。”（14）著名的史学家艾里奇·埃克经过多年潜心研究得出了这种观点：“俾斯麦要欧洲特别是法国相信，如果法国不取消她的重整军备的措施，他将不惜与之一战，……如果她由于害怕德国的进攻而照办的话，则无需进行战争，并且俾斯麦将满意地继续她的保守性的和平政策。……没有证据表明俾斯麦自己曾有过关于其要进行战争的想法的言词。”（15）因而俾斯麦组织的一些外交活动以及德国新闻界的动向，只不过是对法国的一场“神经战”（16）。有关史著也认为，俾斯麦“从未相信过预防性战争”（17）。某些史学家则干脆认为，俾斯麦要在1875年发动对法战争纯系“谣言”（18）。不列颠百科全书也认为这“可能只是要让法国神经紧张”而已（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