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麦自己在日后对1875年的形势作了如下分析，他认为：“1875年法国在抵御我们的进攻时是否象我们的军人所设想的那样软弱，是成问题的。被我方俘虏的三十万老兵又回到了法国。而俄国的力量当然不会象在1815年1 月时那样作为盟友站在我们一边，也不会象在德法战争时期那样善取善意的中立，而可能成为我们后方的敌人。”（20）基于这种考虑，很难想象俾斯麦会轻易发动对法战争。同样，只要我们将1866年对奥战争等联系起来考虑，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除非得到其它列强的允诺，否则俾斯麦德国不会轻举妄动。德国有关史著也指出：“这一点被认为是确实的，即宰相没有时间认真考虑过要挑起一场对法国的战争，直到战争危机阶段也没有想过，因为，如果其它列强不表示对其行动打算给予外交支持的话，他将容忍。”（21）著名国际关系史家泰勒也持有相同的观点（22）。
    综上所述，俾斯麦针对法国复仇倾向的种种对策，其目的只在于恫吓法国，使之屈从于德国的意志，停止重新武装，并非立即发动战争。更明确地说，当时法国并未面临德国真正的战争威胁。那么，人们一般所说的1875年法德战争危机又从何而来呢？对此，我们除了要看到德国方面的“神经战”外，还必须考察事态发展过程中法国的外交活动及其目的。
    三法国外长德卡兹是1875年德法战争危机中法方的主角。4月中旬以后，事件“已由德卡兹引导和支配着”（23）。他在法国驻柏林大使刚多·比朗的协助下，“反转来把俾斯麦用以对付法国的那套武器又用到俾斯麦的身上”（24）。他到处搜集德国准备发动对法战争的消息，并竭力加以渲染，以促使英俄出面干涉，到达保护法国，使德国处于被动地位的目的。当他收到刚多·比朗关于4月21 日在罗塞尔举行的晚宴上拉多维兹关于预防性战争的谈话报告后，喜不自胜，当即将这份报告内容报知了英国《泰晤士报》驻巴黎记者布洛维茨，使之见诸报端。同时，他又将报告副本送给各列强宫廷，以表明“法国遭受着德国一场预防性战争的威胁”（25）。
    德卡兹这一招着实奏效，它大大助长了柏林《邮报》文章带来的战争恐惧。俄英两国深怕德国因此导致欧洲均势的破坏，故而伧促出面干预。沙皇和哥尔查科夫准备在5月份访问柏林时涉及这一问题，英国外交大臣德比勋爵则指示罗塞尔， 支持沙皇维系和平的意见。后来，沙皇偕哥尔查科夫去柏林作例行拜会时，果然提出了这一问题，并表示俄国难以容忍德国再次发动对法国的新的战争。
    面对俄英联合干预，俾斯麦显得非常被动。他“本来并没有考虑侵略行动，因而对这种外来干涉，反应非常强烈”（26），矢口否认有战争意图，认为这是法国交易所经纪人特别是与交易所有关的德卡兹的阴谋诡计。俾斯麦事后指出：“可以推测”，刚多·比朗“同毛奇和拉多维茨的谈话是由他巧妙地引导出来，目的是为了向欧洲鲜明地展示一幅受我们威胁，受俄国保护的法国的图景。”（27）其实，在英俄干预之前，“德卡兹已得知直接的战争危险并不存在，也未因拉多维茨言语失检而惊慌失措”（28）。因此，历史学家泰勒将德卡兹的举动称为“如1870年俾斯麦揭露贝尔德梯有关比利时的草约一样有效的一个圈套”（29）。显然，德卡兹对这场所谓的“战争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上述情况表明，1875年当不存在德国进攻法国之忧。但俾斯麦为使法国停止军备而进行的恫吓着实弄巧成拙。他的这一杜撰的威胁被德卡兹用来“服务其一种非常明智的阴谋游戏”（30），反使德国在国际上处于极为被动孤立的境地，这不能不是俾斯麦这位外交老手的一大失策。
    就事件的结果而言，法国在外交上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从整个欧洲国际关系格局的角度考虑，则未必尽然。诚如泰勒所言：“如果这次危机使法国有了某种针对德国攻击的保障的话，那么也同样给了俾斯麦一种保障，即为一场复仇战争而言，法国将找不到盟友。俄国人和英国人既不想使德国也不想使法国在西欧称霸；他们需要一种力量的均衡，而俾斯麦准备给他们这种均衡。”（31）因此，只要俾斯麦以孤立法国为基点的保守性的和平政策不变，他的对外政策与英俄维持均势的目标就无根本性冲突，德法战火就难以继起。
    总之，国内国际因素的制约使俾斯麦德国在1875年不敢也不愿考虑再次对法战争。史实和研究也表明了这一点。这场“战争危机”也就失去了主动承担者。因此，我们的结论是：与其说1875年德法战争危机是俾斯麦德国企图发动对法战争的一次暴露，母宁说是法国外长德卡兹的外交伎俩与英俄对日益强大的德国恐惧心理因素综合作用的幻觉结果。真正的1875年德法战争危机当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