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初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的发展，面临着欧洲神圣同盟的干涉威胁。1823年12月2日美国总统门罗发表咨文，史称门罗宣言，提出反对欧洲干涉美洲事务等原则。但是，门罗宣言发表，对拉美独立运动的保护作用是值得考虑的，我们不能因为某种不切实际的断想而片面夸大宣言对抵制神圣同盟干涉威胁、维护拉美利益发挥的效力。
    一宣言的发表，并非出于保卫拉美独立利益的需要，而是基于美国资产阶级的利益之上。
    在美国早期政治家的头脑中，充满了对“民主、自由”的使命感。但是在这些使命感的表象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经济、政治私利，这是一切资产阶级外交的政策出发点。在资本主义实力不断成长的过程中，美国资产阶级总是将美洲大陆纳入自己的利益范围。仅1814年，就有议员提出改革保护关税，为美国取得西半球的经济合作与领导地位开路，从而“使合众国达到上帝和自然所规定的高度”①。美国独立后，与拉美各列强殖民地的贸易迅速恢复了。美国同瑞典殖民地圣巴托洛梅的贸易额。从1783年春后到1809年达到360万美元；与丹麦殖民地各岛的贸易到1807年达300万美元以上；同荷兰属各岛的贸易在1799年已达900万美元；1800年与法属各岛和西属各殖民地的贸易额则分别达到1450万和1900万美元，②仅在西班牙属美洲殖民地，1795年，美国向西属美洲出口总额为138.9万美元，到1810年增加为843.7万；从西属美洲的进口总额同期由174万增加为1280万。③正是基于这样的利益原则，美国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人物之一，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在1819年11月的一次内阁会议便声称：“世界人士应习惯于这样的想法：即认为北美大陆是我们合法的领土”，拉美“本身与一强盛而蒸蒸日上的大国相毗连，而其主人远在一千五百英里海外的零散领土，如一成不变地存在下去”，那将是“违反自然”和“荒谬绝伦”的事。④在美国看来，不论拉美发生独立革命与否，美国关心的只是在拉美的利益，对于这样的利益，众议院议长亨利·克莱也曾有明确的表述，他认为：南美物产富饶，对美国有深切的利益，是美国外交政策的要点所在。⑤基于这样的考虑就应“建立这样的体系：我们将成这个体系的中心，而整个南美洲将和我们一起同在这个体系之内，这对贸易方面尤为有利。”⑥从杰斐逊以来的“熟果理论”来看，古巴这个成熟的“苹果”、加拿大的秋黄“梨”、拉美安第列斯群岛的“李子”，乃致整个美洲大陆自然是美国的利益所在。事实一如身兼民主主义者和早期扩张主义者二任的杰斐逊自己所云：“我坦白承认，我常把古巴看作是最好的能够纳入我们各邦组织中的添加物，控制了该岛和佛罗里达尖端将使我们掌握墨西哥湾和它四周的国家和地峡，以及所有河流注入其中的国家，这将使我们政治福利上的措施得到满足。”⑦其资产阶级利益昭然若揭。
    19世纪初以来，欧洲国家染指美洲，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利益。如果神圣同盟一但干涉成功，美国一方面失去了既得利益和扩张的目标，另一方面又面临欧洲列强近在咫尺的挑战。正是针对这些问题，在它们涉及到美国自己利益时才提出了门罗宣言。宣言发表的前两天，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人亚当斯在致美国驻英国大使理查德·拉什的信中一纸道破美国的立场：“对美洲的事务，不论是北美或南美，从今以后美国都不能置之不理。有关它们的一切政策问题都对美国的切身利益有直接关系，它不能听任纯粹遵循欧洲原则和欧洲利益的欧洲列强们来加以安排。”⑧因此，门罗宣言的发表，从根本性的动因和愿望上并不是为了拉美国家的独立与自由。
    二门罗宣言原曾打算作为外交文件单独发表，后来又才作为总统咨文的一部分出现。的确，对英国的联合声明要求不予理睬，宣言最终由美国一方发表，是美国从尾随英国的“小破船”地位得以解放的外交胜利。从自身利益出发，灵活的外交原则，亚当斯曾明确地指出过，他认为：“应该保持一旦事变发生时的行动自由，不要让任何原则绑住我们，这种原则可能立刻就会用来和我们作对”⑨。因此，门罗宣言这样一个有利于美国自己的外交手腕，从它的形成过程来看，带有一定偶然的色彩，这使我们不得不对其有关拉美的作用产生怀疑。
    首先，宣言是在英国的“联合”邀请下为摆脱美国外交的从属地位而发表的，这使宣言在很大程度上与英国的态度联系了起来，而更糟的就连英国的态度也是不一致的，这主要反映在英国两任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和坎宁的观点分岐中。面对拉美蓬勃发展的独立运动，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曾力主西班牙与其殖民地间的矛盾能和平解决，以期避免英国与其盟邦西班牙的对立，不料在1822年8月， 卡斯尔雷切腕自尽。此后继任者坎宁却采取了与前任不同的政策，主张联合美国共同反对西班牙对殖民地的干涉，门罗宣言于是出笼。对于坎宁的用意，亚当斯的认识是相当清楚的，他明确指出：“坎宁的目的，……表面上是反对神圣同盟在西班牙和南美洲之间强行干涉，但实际上或主要是反对美国自己获得西属美洲的任何部分。”⑩因此英国前后两任外交大臣的不同做法，便给门罗宣言在出笼时深深打上了偶然的烙印。对于这种偶然性，美国外交史的著名学者比米斯也认为：“假如卡斯尔继续活下去的话，英国可能承认这些新共和国，而我们从1823年的总统咨文中所知道的门罗主义可能永远不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