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世纪末至10世纪，在今我国吉林省大部和辽宁、黑龙江省部分地区建立的渤海国长期以来被史学界称为“历史之谜”，一直为东方各国学者所关注。渤海史研究的焦点基本上集中在关于渤海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还是唐代的属国，渤海的居民以高句丽遗民为主体还是以靺鞨人为主体，渤海国的建国始祖是高句丽人还是靺鞨人，等等。其他一些衍生的问题也都是围绕着对主要问题进行论证而提出的。近一个世纪来，中、朝、日、苏等国学者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存在着许多差异。近年来，朝鲜北南方史学家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渤海史研究热。
    朝鲜学者渤海史研究追述早在18世纪中叶李朝时期，朝鲜实学者柳得恭就著有《渤海考》。柳得恭浏览了朝鲜古籍《三国史记》、《高丽史》以及中、日两国史籍中有关渤海的记载，并加以整理，他的研究对以后的史学家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学者金赫哲认为，柳得恭“堪称渤海史研究的实学先驱”，“曾痛斥高丽朝学者金富轼及李朝初期学者郑麟趾、徐居正等事大主义者”“故意回避渤海史”的行为，因为这些人提出的错误主张“导致了祖先传下来的大片疆土的丧失”。①金赫哲认为，柳得恭的《渤海考》在渤海史研究方面取得了四项成果：“第一，揭示了渤海国与高句丽的继承关系；第二，最早提出朝鲜历史上存在过南北国时期的假设；第三，从不同的角度对渤海的历史加以系统化；第四，正确阐明了渤海遗民复国斗争的历史。”②南朝鲜东国大学东方史教授李龙范也对《渤海考》发表过类似的看法，指出“柳得恭在《渤海考》序中对于高丽末期未能把渤海国史列入朝鲜史范畴引为憾事”。③20世纪初，日本帝国主义吞并朝鲜前后，有一批日本学者曾对渤海遗址进行考察，对有关渤海的各种古籍进行研究，并发表过一系列的论著。津田左右吉在《渤海考》上推断渤海建国者“大祚荣是靺鞨的一部”；鸟山喜一在《渤海史考》中也说“大祚荣系高句丽别部，但属建立渤海国的靺鞨族”；另一日本学者在《铁利考》一文中重复了“有关靺鞨族在渤海建国过程中的主体地位”。④对于上述日本学者的观点，朝鲜北南方史学家均持强烈的批判态度，指出它们是“日本帝国主义御用学者捏造的所谓‘满洲史’的老一套错误观点”。⑤南朝鲜则指责日本人把对渤海史的研究“作为应变的殖民政策”。⑥朝鲜史学界战后对渤海史进行系统研究始于60年代初。在此之前，1956年出版的《朝鲜通史》（上）对“渤海在高句丽故地建国”只作了约千字的简述。该书说在渤海始祖“大祚荣领导下，高句丽靺鞨族摆脱了唐朝的统治，以东牟山（现吉林省敦化附近）为中心，统率邻近的靺鞨诸部于698年建立新的国家，称震国，713年以后改称渤海。”⑦1962年，朝鲜科学院院士朴时亨发表长篇论文《为了渤海史的研究》，论证渤海是高句丽的继承者，论据有三：第一，渤海人自称高句丽人；第二，通过渤海同日本之间多达50余次的交换使节，当时对渤海国内情况已有相当程度了解的日本人在《续日本纪》和《类聚国史》中都认定渤海是高句丽的继承者；第三，《三国史记》中有关新罗遣使渤海的记载，称渤海为“北国”、“北朝”，《崔致远列传》称渤海为“高句丽残孽”。⑧事实上，朴时亨对渤海史的一系列基本观点成了朝鲜北方史学家其后相当一段时间的研究蓝本。
    1962年底朝鲜科学院出版的《朝鲜通史》（上）是1956年版的修订，该书在第六、七两章中用了三节篇幅对渤海史进行新的叙述，指出建立渤海国的“高句丽遗民由高句丽人和靺鞨人组成”，并说“东牟山地区从高句丽时代以来的重要居民是靺鞨族中的粟末靺鞨。高句丽灭亡时，许多高句丽人进入南部的新罗，还有相当的数量散居他处，因此在新建立的震国内，原高句丽人略少于靺鞨人。”⑨70年代初，朱荣宪发表《渤海文化》一书，不仅从文献的角度，而且通过对渤海遗址和出土文物的研究论证了渤海文化对高句丽的继承关系。该书强调“渤海在朝鲜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作者转引朴时亨的话说，朝鲜的著名古籍《三国史记》上用了“渤海靺鞨”的称谓；这无非是照搬了《新唐书》的说法。“渤海的居民、领土、主权等一切方面都是高句丽的后裔，文化方面也是高句丽的出色继承者。”⑩80年代前期出齐的33卷本《朝鲜全史》是近年来朝鲜史学界最主要的学术著作，其中第5卷用了将近200页的篇幅详细叙述渤海的建国、发展和灭亡的过程，还论述了渤海的国家制度和文化等。该书在论述渤海的民族结构时认为：“渤海国主要由高句丽人和靺鞨人构成，其中高句丽人是推动渤海国发展的基本力量，靺鞨人在数量上虽占多数，但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领域均起次要的作用。他们只是渤海国内高句丽人的同盟者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