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钟指出：“渤海六部为忠部、仁部、义部、智部、礼部、信部。忠部意味着对君主的封建式忠诚；具有象征封建伦理道德的五常组成仁、义、礼、智、信部。……唐代与渤海六部相对应的是吏部（也称天官）、民部（即户部，又称地官）、礼部（春官）、兵部（夏官）、刑部（秋官）、工部（冬官）。”“渤海六部体现的是对国家社会生活的理想化；而唐代六部的名称体现的是自然现象。”
    张国钟还认为，渤海六部分属左右司，左司政和右司政（即左尹和右尹）共同分管六部；而唐朝不仅有左右司分辖制，而且以前行、中行、后行分辖六部。渤海六部的分司是相对独立的较高级别的官署，几乎可以称为“准六部”；而唐朝六部下设的分司都不过是六部的下属机构而已。渤海六部的顺序是：左司第一司忠部，右司第一司智部；左司第二司仁部，右司第二司礼部；左司第三司义部，右司第三司信部。这种设置同唐朝六部三行制大体类似，但和前中后行内的各部顺序不同。渤海将司军务的官署置于右位，这同将司军务之官署置于次要位置的唐朝没有共同之处。
    朝鲜学者分析说，过去的史学家之所以认为渤海和唐朝的政治制度相仿，主要是因为15世纪李朝的“官僚学者郑麟趾等人”在编纂《高丽史》时，“无批判地概括了《新唐书·渤海传》中叙述的渤海的政治制度”，“接受了关于大致仿效中国的制度”的说法。而“《高丽史》编纂者犯这样的错误，其根源在于金富轼在编纂《三国史记》时以新罗为中心的立场”。（28）张国钟在论证“渤海史是朝鲜民族史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同时，还驳斥了“继续重复”着的“日本帝国主义御用学者捏造的所谓‘满洲史’的老一套错误观点”。
    渤海同日本的贸易通道问题渤海建国以后，同唐朝、日本的贸易活动相当活跃。有关渤海同日本的贸易通道，即日本道的起航地点，过去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中国境内珲春的半拉城（一称“八连城”）。最早提出这种观点的是日本学者鸟井龙藏。1990年，旅日朝侨李大熙发表文章提出了不同看法。
    李大熙说：“高句丽作为东方大国曾拥有庞大的船队，渤海继承高句丽，以“海东盛国”之称威震四邻。渤海使节常通过陆海两路，和唐朝及日本等来往，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进行活跃的交流。渤海人通过‘营州道’、‘扶余道’，‘鸭涤{K5C603.JPG}朝贡道’，同唐朝有过134次来往；通过‘日本道’，同日本的交往仅使节的名字有据可查的，就达33次。”
    研究朝鲜交通史的李大熙认为，鸟井龙藏等人关于对日航线的起点--东京龙原府的位置在珲春半拉城的观点“经不起对该通道的各站里程计数的推敲”。李大熙考证说：“据《新唐书·渤海传》记载，龙原东南临海，乃日本道。可见东京龙原府滨海。然而离珲春最近的海岸是位于波谢特湾的毛口崴（一称“摩阔崴”。--注）。从珲春至毛口崴的距离为210余朝鲜里，170中国里，即85公里。可见珲春是一个离海80余公里的内陆城市。……更何况毛口崴前海冬季封冻，是无法通航的港口。”（31）由此李大熙得出结论说：“主张东京龙原府即珲春半拉城的学者及其盲从者完全无视这一点，都回避了这样一个极简单的事实，从而作出了无可挽回的错误判断。”
    李大熙的观点是，渤海船只通过日本道赴日共33次，其中13次是在隆冬季节从东京龙原府附近出发的。即使只一次，除了雪撬以外，在冰封的海上也是无法航行的。因此李认为，渤海国的船只“可能从现在的清津市清岩地区富居里附近的两个港口出发，其中规模较大的是连津港，另一个规模较小的是龙渚港”。
    * 关于这个问题，中国已故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上指出：“渤海--本是靺鞨末部”，“高丽灭亡后，粟末部酋长大祚荣据挹娄的东牟山，建国称王。”中国夏征农主编的《辞海》指出：渤海是“唐代我国东北以靺鞨末部为主体，结合其他靺鞨诸部和部分高句丽人所建政权名。”中国民族史学者杨保隆1988年所著《渤海史入门》也指出渤海以粟末靺鞨人为主体，“渤海国的开创者是粟末靺鞨人，主体居民是靺鞨族”。前述南朝鲜韩{K5C604.JPG}劤著《韩国通史》称渤海“过去虽在高句丽统治下，但其居民大部分是靺鞨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