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60-70年代，一场新女权主义的轩然大波始发于美国，而后蔓延到欧美各地，给西方社会的许多方面带来深刻的变化。女权主义60年代末在美国的再度兴起决非一种偶然，而是美国社会内部矛盾尖锐化的必然结果。从主观因素讲，60年代末美国妇女产生了要求变革的强烈愿望；从客观因素讲，当时的政治环境创造了适应其发展的气候和条件。
    1、60年代美国妇女的状况与社会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社会和经济经历了一个向后工业社会发展的阶段、到50年代，美国已处于科技进步、经济腾飞的“黄金时代”。这时也是战后建立小家庭的兴旺时期。在新闻界的鼓动下，“幸福的家庭主妇”的形象成为风靡一时的女性理想，由此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据统计，到60年代初，妇女平均婚龄降低到20岁；60％的女本科大学生辍学结婚；多数家庭主妇“唯一的梦想就是当无可挑剔的贤妻良母，最大的奢望就是生五个孩子并拥有漂亮的住宅，唯一的奋斗就是找到中意的丈夫并保持稳定的夫妻关系。”①“自维多利亚时代以来，美国妇女比任何时候都更真正成了一个家内生物。”②已婚的家庭主妇在百无聊赖的生活中，尝到精神空虚和思想苦闷的滋味。于是，一个埋在心底的、难以名状的“无名的问题”，一种奇怪的躁动，不满足感和渴求产生了。
    比起家庭主妇，就业妇女的境遇也相差无几。无论她们怎样勤奋努力，无论她们如何出类拔萃，政界、企业界的提升都与之无缘。为了一份不高的薪金，她们还得练就一套“女超人”的本领，集家务、工作于一身，穿梭于家庭与办公室之间，就业妇女实际上落入了不堪负荷的苦境。超载的负担、苦闷的精神、不等的待遇，使妇女问题一时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美国妇女运动的领袖，女作家贝蒂·弗里丹1963年在她的《女性的奥秘》一书中，历数中产阶级主妇们在汽车、洋房、子女、高水平物质生活下的苦恼与寂寞，提出这种妇女状况的不合理性，发出“确立妇女自己的人生”的号召。此书刚一出版，立即吸引了大批的读者，妇女们对自己的处境顿时幡然醒悟，这本书的“强烈反应影响了整整一代美国人。”③至此，妇女运动已经形成暗流。
    60年代的美国社会，正处在狂飙四起，动荡不定的时期。首先以黑人要求平等权利为主的民权运动使国内种族歧视暴露无遗，“黑人的愤愤不平积蓄已久，终于在60年代爆发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的静坐示威、集会游行、甚至流血事件，使美国处于政治危机的边缘”。“使美国陷入政治困境的另一个因素是越南战争。截至1968年中旬，美国已向越南派遣了多达55万人的军队。美国人生平第一次能从电视屏幕上亲眼目睹越南战争惨状的实况转播。反战情绪很快发展成一股政治势力……”④。再有，美国总统肯尼迪及其兄弟的被刺杀、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和马尔科姆·力的遇害带来了持续四个夏季的城市骚乱。
    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各种激进的社会思潮抬起了头，其中有一支以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新左派”组织，它的势力逐渐强大，对美国社会制度发起猛烈进攻。他们声援黑人，积极参与民权运动；他们反对越南战争，反对学校当局。“新左派”成为美国60年代的主要政治和文化特征。“新左派”运动是滋生新女权主义的主要土壤。
    2、新女权主义的兴起与发展大体说来，新女权主义由两股力量构成。一部分人是就业妇女，另一部分人是青年学生。
    60年代初，率先行动起来的是劳工行业的妇女。1960年，肯尼迪任命埃·罗斯福为美国国家妇女地位调查团主席。该团汇总了几十年来妇女在经济、法律和家庭等各个方面处境相对恶化的情况调查，于1963年向美国政府提交了一份要求修改有关的法律条文的报告。据此，肯尼迪指示国内的任何企业或组织，对雇员要不分性别一律平等对待。国会也通过了平等工资法。按该法令规定：男女同工不同酬属于违法行为。当该调查团的报告公诸于众后，各地纷纷仿效，最终形成了一个州际间的、含有浓厚女权主义色彩的、调查妇女地位的组织网络。1964年通过了公民权利法第7款，该条款明确规定禁止就业中的种族歧视、宗教歧视、 国籍歧视以及性别歧视。这项法律条款的制定，对美国就业妇女状况的改善极为有利。然而，妇女们对各级政府执行上述法案的情况十分不满，她们普遍认为：建立一个自己的妇女组织实属必要。1966年全国性的妇女团体“全国妇女组织（简称NOW）”应运而生了。弗里丹为其首届主席，她曾这样形象地描述这个组织的萌生与发展的情况“一个对妇女民权运动的绝对需求，在1966年达到了马上就要从地下爆炸出来的程度，以致仅仅是由我们几个人联合到一起所产生的火花，就象核的连锁反应一样传播开来。”⑤“全国妇女组织”1966年有65,000名成员，到1978年猛增到23万人，现在仍保持15万人之多。
    如果说“全国妇女组织”基本上是个靠近官方的组织，那么随后发展起来的另一支女学生队伍，则完全是以社会叛逆的形象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她们是这场波及全球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先导与骨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