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左派”这一进步团体，本来期望通过学生运动进行“革命”，建立一个无种族歧视、无信仰歧视和无性别歧视的全体人完全平等的社会制度。然而在“新左派”组织内部却充满了性别歧视。该组织的领导人给女成员分配的工作，是端茶送水、油印宣传品等杂事，女青年在“新左派”内部尤其量不过在扮演”跟屁虫”的角色。女学生们对此极为不满，她们中的许多人已在民权运动中脱颖而出，具备了出色的才干。“新左派”组织内部的矛盾日益深化，1964年，首次有人针对“学生非暴力委员会（简称SNCC）”内部存在的性别歧视提出了抗议，“新左派”的主要负责人却作了如下答复：“在这里（指“学生非暴力委员会”），妇女的地位只能卑躬屈膝”。在1965年和1966年的两届“民主社会学生会”上，先后又提出了学生组织内的性别歧视问题，但都一再被大会主持者搁置一旁，在1967年8月，四分五裂的“新左派”在芝加哥举行了“全国新政治大会”，最后一次试图联合起来。在会议进行到一半时，一些女成员走上台前，要求宣读一篇阐述妇女问题的讲稿，同样又遭到主持人的拒绝，但这一次，女学生们却不肯让步了。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以至出现了在台上争抢麦克风的场面。这一幕情景使与会的女学生痛感“解放妇女比解放黑人更为迫切，更为紧要。”一星期过后，还是在芝加哥，她们独立举行了一次会议，会后发表了“告左派妇女书”，号召姐妹们团结起来，开展一场“妇女解放运动”。芝加哥会议掀开了女权主义的新篇章。
    无独有偶，1967年9月在加拿大举行的“新左派”成员大会上， 出现了类似芝加哥8月会议的事件，随之而来的是在加拿大也产生了第一个妇女解放团体， 于是新女权主义在北美首先崛起。
    妇女运动的发起者不失时机、不遗余力地利用一切机会和渠道传播她们的主张和见解。1968年1月，华盛顿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战大游行。新女权主义者打出了“埋葬传统的女性形象”的旗子，把来自各地参加游行的妇女集合起来，向她们进行宣传。游行结束后，这批妇女回到了各自地区，马上着手建立了许多组织，妇女运动的火种迅速蔓延。为了扩大影响，她们还在新泽西州亚特兰大市正在举行选美活动的会场外面，当众烧毁了一些妇女用品，为一只母羊戴上“美国小姐”的花冠。新闻界对此迅即加以报道并大作文章，舆论上下顿时为之哗然。就这样，“妇女解放运动”终于成了1968年初美国令人瞩目的最重大事件。尽管当时相当一部分人对这些女青年偏激的行动不以为然，但是所有的人都已经预感到：一场蓬勃发展的妇女运动正在兴起，它将使妇女和整个人类社会发生重大的变化。
    女青年学生与就业妇女这两支队伍，无论从思想意识、活动方式到奋斗目标都存在着无法弥合的差距。前者是从左翼队伍中冲杀出来，思想激进，强调文化意识方面的平等；后者则与政府有一定配合，行动温和，注重经济、政治上的平等。当各界妇女已经动员起来时，著名的“全国妇女组织（NOW ）”却在痛心疾首于女学生的偏激行为，无意于因势利导，自下而上组织起更大规模的活动。群龙无首而又积极活动的妇女们，便三三两两聚集起来，讨论、倾诉与妇女有关的事情，一种小型、随便、松散的小组对话活动在各地自发地产生了。这种活动方式成效显著，人们进一步利用散步、喝咖啡、纳凉等机会，以小组会的方式批评社会生活各方面存在的性别歧视。正因为这种作法加强了人们对妇女斗争必要性的认识，提高了妇女的思想觉悟，于是就被称为“提高思想觉悟活动”（consciousness raising，简称C--R）。伴随着这种活动的开展，又提出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口号，“个人的（事情）就是政治的（事情）”，即“Personal is Political”。每个妇女在各方面的遭遇，甚至连同她在家庭生活中的遭遇，都上升到政治问题的角度来认识，使得妇女认识到：她不仅要到社会上斗争，而且还要在家里为自己的权利斗争。
    美国是新女权主义的发祥地，它的激进女权主义对世界各地，尤其是西欧、北欧妇女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英国，一些产生了新女权意识的“新左派”成员于1968年成立了各种妇女组织。到1970年，运动扩展到整个英国。在法国，经过1968年“五月风暴”的洗礼，女权运动从中汲取了教益，萌生了激进女权思想。70年代初，法国最有影响的“妇女解放运动”组织与女权主义经典著作《第二性》的作者--西蒙娜·德·波芙娃进行了接触，从此后接受了波芙娃的领导。在丹麦，从1970年开始的新女权运动的各种妇女解放团体遍及全国的近40个城市，在三个最大城市中，妇女参加运动的人数达15,000-20,000人。在挪威，1884年成立的“妇女运动协会”在70年代开始变得非常激进，它与新女权主义者密切合作，斗争的目标指向“妇女的彻底解放”，为达此目的，“它寻求新的权力下放和民主”。总而言之，在70年代初期，西方世界爆发了一场震动人心的妇女运动。
    3、修改法律妇女运动的广泛、深入、持久的发展，促使妇女向着自身解放的道路走出了一大段路。从60年代到今天，妇女的形象已经大为改观。如此巨大的变化和进步，是与各国有关妇女法律条文的修改分不开的，也是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制定了有关条款分不开的。正是这些法律的修改和条款的制定，为妇女地位的改善提供了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