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尔·戴高乐的名字和业绩在四十年代已逐渐被中国人民所了解。到第五共和国时期，随着国际形势的演变和中法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戴高乐在中国的知名度日益提高。最后，他被誉为“反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①和“中法友谊的奠基者”②，受到中国领导人和人民普遍的崇敬。这是从前任何一位西方政治家都无法得到的尊荣。然而，历史告诉我们，戴高乐赢得中国人民的诚挚的感情，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风云变幻的国际斗争洗礼的。第五共和国时期，戴高乐同中国的关系，象他充满传奇色彩的坎坷生涯那样，也走过一段不平坦的路以后，才达到光辉的顶点。
    一
    戴高乐1958年重新执政后，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为提高法国的国际地位，制订了一套雄伟的外交战略。在他的通盘考虑当中，中国始终是他注意的一个重要因素。他对中国问题的独特的和富有远见的看法，是同他的外交战略的指导思想、同他对历史和国际形势的深刻认识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
    戴高乐主义的一个核心思想，是关于民族和国家在历史和现实政治中的作用问题。在内政方面，戴高乐一直努力把法国各个政治派别融合到一起，以消除法国政治生活中传统的弊病，融合的轴心就是民族和国家，而他个人则是民族和国家的体现③。在外交方面，戴高乐也表现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居于世界政治的核心地位的，是至高无上民族利益④。前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曾这样评论过戴高乐的外交思想：“他把社会制度和正在壮大的国家集团视如草芥，把民族、人民和古国看得高于一切。”⑤不言而喻，戴高乐在处理中国问题时，也是受这种思想指导的。
    戴高乐重新执政后制定的外交政策有三项主要内容：摆脱美国通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法国的控制；同东方国家实行缓和--首先同苏联、然后是中国；建立法国自己的独立的核力量。⑥这清楚地表明，为恢复法国的独立自主，戴高乐把中国问题作为他的外交政策的重要的一环，并决心不再跟着美国的指挥棒转，实行法国自己的对华政策。
    戴高乐要实行与美国不同的对华政策，除了要表明法国的独立自主的意向以外，更主要的是他同美国在对世界形势的分析和外交指导思想方面有重大分歧，而不是象某些人所说的要故意“气气华盛顿”那样简单。⑦
    戴高乐把解决中国问题作为他的东西方缓和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东西方关系这个重大问题上，他同美国之间存在很大的分歧。美国人看待东西方关系时，认为反映了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美苏对抗是压到一切的因素，而这种国际政治结构将会持久不变。⑧从这种观念出发，美国对东西方关系长期实行-种僵硬的政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期实行敌视孤立的政策。而戴高乐以他深刻的洞察力预见到，由于民族利益最终会战胜意识形态和国家集团的利益，东西方阵营内部早晚是要分化的。法国要摆脱美国的控制，中国和东欧国家同苏联的不和在发展，这种种迹象显示，旧的国际两极结构将会改变。他进而指出：“不应单单从不同意识形态和不同社会制度这个角度来看待在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要使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工作确实有效，“应当立足于国家的现实基础上”。美国的办法只会使两个集团永远存在下去，使和平成为不可能。⑨显然，戴高乐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形势，企图打破战后冷战形成的以两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对立为基础的旧的国际格局，建立起以承认各个民族的权益和独立为基础新的力量平衡，使国际局势得到真正的缓和。
    那么，戴高乐要建立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新秩序呢？我们还是让设计师自己来说：世界上有几个伟大的实体，它们是：“正在争夺霸权”的美苏两个大国；“具有广大群众和光辉前途的巨大的中国”，“要求在各方面联合起来的西欧”；亚非拉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在这个新的多极世界中，法国的政策是“不接受对美苏的隶属关系，要同中国建立日益增长的联系，加强和扩大六国经济联盟及发展它同东方国家的关系，在各方面援助亚非拉国家”。⑩戴高乐在其他场合一再表示：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建立了非常独特和非常深奥文明的伟大的民族，它拥有很多的人口和丰富的资源，是一个有巨大潜力的国家；中国为维护国家利益决不会受苏联的控制，它在国际上奉行的是独立的政策；由于中国巨大的影响力，要解决任何一个有关亚洲的国际问题，都不可能想像没有中国的参加。（11）因此，西方国家为了自身的安全和世界局势的稳定，不能再继续实行敌视和孤立中国的政策。为争取外交上的主动和发挥法国的影响，一方面，戴高乐推动法国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另一方面，在六十年代同西方主要盟国领导人的多次会谈中，极力说服他们接受他关于新世界的思想，早日采取现实的对华政策。（12）
    第五共和国初期，东西方之间连续爆发了第二次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冷战的浪潮再次席卷整个世界。西方大国都从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势不两立的观点着眼，从政治上的需要出发，硬不承认新中国政权是代表中国的合法政权，而戴高乐则与众不同。虽然他曾经多次表示，他并不赞同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13）但是，从法统观念出发，他却由衷地承认新中国政权是中国的合法政权。法统观念是戴高乐政治思想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一个政权之所以具有合法性，是由于这个政权在反对外侮、保卫国家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和维护了民族的独立。（14）从这个意义上说，既然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代表的新中国政权在抗日战争和捍卫国家的独立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那么它的合法性就是无容置疑的。（15）戴高东对新中国政权的这种看法，使他在处理同社会主义中国的关系时，比较容易摆脱一般西方政治家所带有的种种偏见，一旦时机成熟的时候，能够迅速和果断地采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