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戴高乐实现中法关系正常化的设想，可以追溯到他五十年代“穿越荒野”时期。1957年夏天，法国的总理埃德加·富尔到中国访问，回国后出版了《蛇和龟》一书，陈述他访华的见闻和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富尔是当时法国能高瞻远瞩地分析东西方关系的为数不多的政治家之一，他认为本世纪后半期东西方的冲突，具有一种“人为”的色彩，其实两种制度是可以共存的，各自都以不同的方式向同一目标前进。（16）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富尔在《蛇和龟》一书中指出，西方集团敌视孤立中国的政策是极其荒谬的，主张两个体系应加强相互之间的了解和接近，西方国家（尤其是法国）应对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实行一种更开放、更实在和更大胆的政策，同中国恢复外交关系。（17）该书出版后，富尔寄了一本给当时在科隆贝隐居的戴高乐。显然，在对国际形势和中国问题的看法方面，戴高乐同他可谓英雄所见略同。戴高乐马上亲笔给富尔写了一封长信，说他对富尔书中关于同中国恢复关系的观点非常感兴趣。接着，他略表气馁地说，由于现政权的虚弱无力，法国根本不可能在这方面进行有益的尝试。（18）
    1958年5月31日，戴高乐临危受命，出任政府总理， 继而当选为第五共和国总统。然而，当时的形势还不容许他对中国问题有所作为。
    除了要集中精力处理阿尔及利亚问题以外，国际局势也相当不利。是时，第二次柏林危机刚刚爆发，东西方再次出现剑拔弩张的紧张局面；1958年夏秋之间发生的台湾海峡危机，一方面加剧了两个阵营的对抗，另一方面使中国对美国及其西方盟国采取更加激烈的批评态度。在戴高乐上台前后，中国报刊发表了激烈的批评文章，认为戴高乐上台使法国的“议会政治从此让位于军事独裁”，将把法国“引向法西斯化”，戴高乐政权决不可能解决法国在国内外面临的困难，它的寿命不会长久的。（19）事态的发展证明，中国方面对戴高乐政府的政策及其趋势的估计不够客观。这是历史的误解。
    进入六十年代后，事情慢慢出现了转机。战后形成的两个阵营的内部都出现了裂痕，新兴的亚非拉民族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日益表现出巨大的活力。这一切都预示着世界政治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中法两个国家都在这场变革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它们各自为维护自己的民族独立和利益，勇敢并成功地抗拒了苏美两国的霸权，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正如周恩来总理1970年10月同法国前外长顾夫·德姆维尔谈话时指出的那样：中国和法国都赞成所有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这是两国的一个共同点。“你们敢于反抗超级大国，这是我们钦佩你们的地方，……我们同样也敢于蔑视超级大国，这是我们之间的另一个共同点。”（20）此外，戴高乐上台后坚定不移地实行的明智的政策，也逐步消除了人们当初对他的怀疑和误解。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在1970年对法国客人的多次谈话中，都明确表示，不屈不挠地维护法国的独立、勇敢明智地结束殖民帝国和阿尔及利亚战争，是戴高乐赢得中国领导人和世界各国的尊敬和钦佩的最重要的原因。（21）
    1960年7月，苏联突然单方面宣布，在一个月内撤走全部援华的苏联专家，并撕毁了几百个经济技术合同和协议。中苏关系的破裂已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面对这种严峻局面，中国大幅度地调整了它的对外政策。一方面，中国进一步强调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以扩大它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盟友的队伍。另一方面，必须作出尝试，改善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以取得政治上的平衡，并为国家现代化取得必需的国际经济和技术援助。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首先该转向谁？由于美国顽固推行敌视中国的政策，根本不能考虑；联邦德国和日本是战败国，政治上条件不利，再加上它们都是美国最驯服的盟国，也不在考虑之列；英国的情况好一些，但它同美国的关系密切，而且在台湾问题上态度暖昧，因此1954年4月同中国建立代办级关系后两国关系一直停滞不前；唯有坚决反对美国霸权和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的戴高乐法国，具有中国所希望的一切可能性。
    戴高乐敏锐地觉察到，实施他的中国政策的时机即将成熟了。1960年中苏关系严重恶化时，他曾试图采取行动，但后来考虑到阿尔及利亚战争仍未结束，中国会有所顾忌，担心同法国发展关系可能影响它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才决定继续等待。（22）1962年3月埃维昂协定签订后，中法接近最大的一个障碍被扫除，道路完全畅通了。1961-1962年，中法两国都参加了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这是第五共和国建立以来两国代表首次坐到一起开会。两国对老挝问题采取的相同的立场，（23）更增加了双方之间的信任感。1962年7月，中国外长陈毅同法国外长德姆维尔会谈时，邀请他到北京访问；中国代表团也一再向法国代表团试探对发展两国关系的态度。（24）从1962年6月起，《人民日报》再没有刊载批评戴高乐政策的文章。 该报在当年12月4日报道法国选出新国民议会时，语调十分温和而不带任何倾向性：“戴高乐派及其支持者占绝大多数席位。”而在四年前，中国报刊在评论戴高乐上台后新选出的国民议会时，批评的语气十分尖锐：戴高乐导演的“‘议会选举’给了人们以摧残民主的强烈印象”。（25）前后两者的对比极其鲜明，这反映了中国对戴高乐的评价和两国关系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1962年下半年至1963年，中法两国通过多个代表团的互访，进一步增强了了解和发展了关系。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问题就提上了议事日程。法国外交官就此事在伯尔尼同中国方面进行了非正式的接触。1963年9月底10月初，陈毅外长和周恩来总理会见了乔治·皮科率领的法国雇主联合会代表团，表达了中国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中国希望及早同法国建交，但有一先决条件，就是必须按中国的原则解决台湾问题，对此决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26）早在6年前，富尔在《蛇和龟》一书中就反映过中国方面的立场：外交承认不是孤立的，关键的是台湾问题，任何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都是不容许的。（27）可见，戴高乐在对中国问题作出决策时，早已注意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的政府和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中国同外国建交的最重要的先决条件。十多年来，在美国的强大压力和东西方冷战的影响下，西方主要国家都未能越雷池半步，接受这个原则。而戴高乐凭着他的勇气和远见，突破了这个樊篱。除了他对世界形势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和不让法国的政策屈服于美国的压力这两个原因外，还有一些因素促使戴高乐在面对这个难题时，果断地作出抉择，接受中国的立场。由于他十分重视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必然充分理解中国政府的立场何以这样坚定不移。此外，在内心深处，他对新中国政府怀有某种赞赏的态度。他曾在一次谈话中说到，蒋介石也想过要为整治旧中国“做些事情”，但他的政权已腐败到不可救药的地步，最后连他的美国顾问也失望了。而毛泽东选择的马克思主义道路是唯一能使中国迅速摆脱落后和无政府状态的办法，他成功地做了蒋介石没有做到的事。（28）决心下了以后，戴高乐挑选了一个最合适的人选--埃德加·富尔作为他的代表到中国访问，商谈建交的最后事宜。
    1964年1月27日巴黎时间12时，北京和巴黎同时发表了中法两国建交的联合公报。中法建交不但使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且对国际关系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