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8年，在北方，在土地与自由社内部也提出了争取政治自由的问题。年初，土地与自由社多次召开会议讨论“纲领初稿中的纯政治条款”。土地与自由社的领导人纳坦逊、奥勃列舍夫“当时已经赞同把政治内容的条款”写进纲领，“但是他们俩发言非常谨慎，好像还在寻找根据，审查自己，把自己的观点和其他同志，特别是‘那些主张在农村开展活动的同志’的观点进行比较”⑦。到了夏天，奥勃列舍夫已经认识到：“社会主义者和俄国社会各阶层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夺取政治自由”，他号召俄国社会各阶层“组织起来和政府展开斗争”⑧。不幸的是，1878年秋天，奥勃列舍夫、纳坦逊等土地与自由社的一些重要领导人被捕入狱。但是，在1878年，在土地与自由社内已经就争取政治自由、就争取立宪问题普遍地展开了讨论。针对当时普遍反对进行争取立宪斗争的观点，《土地与自由》杂志载文指出：“假如不是赏赐予我们，而是我们自己给自己争取到的宪法，”，那么，革命者就应该欢迎这样的宪法，“首先，获得者更加珍惜，其次，我们自己争取的宪法是我们需要的，不必感激地接受恩赐予我们而又不是我们需要的宪法……其三，自己争取到的宪法比起赏赐的更难废除。”⑨当时大多数土地与自由社成员坚持“任何政治运动都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进行政治斗争只会加强资产阶级”的民粹主义传统观点，不赞成进行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他们认为立宪问题是资产阶级和政府之间的“家庭内争吵”，与革命社会主义者没有任何关系。⑩他们甚至认为，如果确立了宪法制度，情况将会更加糟糕，经济上强大导致政治上强大起来的资产阶级的“头一件事将是宣告……对我们这些社会主义者进行坚决的斗争”（11）。不过，这时土地与自由社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赞同进行反对政府中的“单独的个人”的恐怖活动。他们认为，他们的“神圣的人权”受到了那些“上至沙皇，下至岗警的单独的个人的”“随意的侵犯”，他们要进行“自卫”，直到“以专横为基础的现行制度”不再发挥作用为止。（12）这就是说，在实际上这部分人也赞同进行争取政治自由斗争。因为在专制政权统治下，争取“神圣的人权”的斗争就是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不过他们把争取“人权”的斗争不是和反对整个沙皇国家联系起来，而是和这个国家中的某些个人联系起来，这显然是不正确的。但是，可以这样说，到1878年底，在土地与自由社内，不论认识到与否、认识的正确程度与否，大多数成员都要求进行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尽管有些“在思想上还没有勇气公开承认这一点”。（13）
    1878年，在实践活动方面，土地与自由社也表现出了与以往不同的特点。民粹主义者洛巴金在1878年底给恩格斯写信谈到俄国革命运动状况时，写道：“依我看来，在农村的社会主义宣传已经停止。最坚决的革命者已经不由自主地走上了纯政治斗争的轨道。”（14）洛巴金的看法是正确的。从1878年起，土地与自由社在农村的宣传家就陆续返回了城市。据土地与自由社成员阿普杰克曼证实，到1878年底，在农村“只有两个土地与自由社的居民点”（15）。
    返回城市的土地与自由社成员一方面加强了在工人、学生中的宣传鼓动工作，一方面开展了反对政府的个人恐怖活动。通过在工人中的宣传、参加和领导工人罢工、示威游行，他们发现，比起在农民中的宣传，在工人中可以比较容易地“取得更为大得多的成果”。（16）
    在开展革命活动的过程中，在土地与自由社内部逐步形成了一个主张直接和沙皇政府展开斗争，首先以夺取政治自由为目标的派别。这个派别后来被称之为“政治派”。1878年秋天，土地与自由社因一些同志被捕遭到重大损失。后来是“政治派”重要成员的米哈依洛夫建议暂时缩减在农村的活动，（17）以便扩大在学生和工人中的活动。（18）这在实际上等于建议停止在农村的宣传。这一建议遭到土地与自由社的一部分成员的反对。他们认为，如果把“全部力量用于同政府当局进行斗争，这就意味着为追求偶然的、暂时的目标而放弃了自己直接的、长远的目标”。（19）他们认为，俄国的庄稼汉目前迫切需要的是土地，而不自由，在经济上还不能自主的情况下，即使庄稼汉获取了自由也不可能享受到自由并把自由保持住。（20）他们主张继续在农村开展宣传。这一部分人后来被称之为“农村派”。
    “政治派”为了宣传自己的观点，于1879年3月12日出版了《〈土地与自由〉小报》。该报与传统的民粹主义刊物不同，它宣传了反对专制制度，进行政治革命的思想。《〈土地与自由〉小报》在民粹主义运动的历史上第一次公开地、明确地宣布了争取政治自由的思想，它的出版对于“政治派”在思想上、组织上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
    1879年2月，以“执行委员会”名义在基辅活动的革命小组被破坏。幸存下来的小组成员来到彼得堡。他们和土地与自由社中主张直接和政府展开斗争以争取政治自由的力量联合起来，以“彼得堡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开展活动。基辅革命者的到来加强了“政治派”的力量，扩大了“政治派”的影响。
    土地与自由社内的两派之间的意见分歧日益增大。这表现在活动的开展、《土地与自由》杂志的宣传方针和资金的投向等问题上。双方分歧在索洛维耶夫刺杀沙皇问题上表现得非常突出。1879年3月，民粹主义者索洛维耶夫从萨拉托夫来到彼得堡。他打算实施刺杀沙皇的计划。“政治派”支持他，“农村派”坚决反对。在3月29日召开的土地与自由社成员大会上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主张在农村继续开展宣传的普列汉诺夫认为，像暗杀这类政治斗争活动破坏了土地与自由纲领的基础，它使革命者“不得不一个接一个地放弃原来的活动领域”。（21）阿普杰克曼也发表了同样的意见。他认为，暂时退出原来的阵地十分危险，这“很有可能会完全出轨”，万一刺杀沙皇的第一次行动失败，对政府已经尖锐起来的斗争会导致“第二次、第三次甚至更多次的刺杀活动，而这些活动必定要由党亲自去完成”。（22）他们指出了搞暗杀活动的危险后果，但没有提出能为革命者接受的新的纲领。最后，土地与自由社领导核心作出了妥协性的决定：土地与自由社不给索洛维耶夫提供帮助，但不反对党组织的某些个人帮助他。（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