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000年以前（公元988年）古代罗斯接受了基督教以来，广袤辽阔的俄罗斯大地便开始与欧洲连接在一起了。在古罗斯接受基督教以后的几个世纪里，俄罗斯文化逐渐形成“双重文化”结构：纳入拜占庭传统轨道的“官方”基督教文化与俄罗斯民间的多神教文化处于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交织的关系之中。例如，在古罗斯文化遗产《伊戈尔远征记》（12世纪）中，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全诗具有英雄主义和基督教的性质，虽然多神教的因素还表现得非常明显”①。
    18世纪初发生的彼得大帝的改革，开始了近代俄国文化“欧化”的过程。以科学与理性思维、民主与自由观念、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为主要特征的近代西欧文化与俄罗斯传统文化发生了冲突。俄罗斯民族的近代文化就是在这种文化冲突的过程中孕育、成熟、发展起来的。这个过程可概括为三个时期，即18世纪西方文化对俄国的输入与俄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学习与模仿时期；19世纪上半期俄罗斯近代民族文化的崛起与西方文化发生剧烈撞击与冲突的时期；19世纪后半期俄罗斯文化与西方文化融合与俄罗斯文化自身寻根的时期。
    学习与模仿
    18世纪头30年间，彼得一世推行改革，首开学习西方文化之风。18世纪中期，叶卡捷琳娜二世继承彼得的改革事业，推行“开明专制”，倡导学习西方启蒙文化，进一步促进了俄国文化同西方文化的接触与交流。然而，无论是彼得一世，还是叶卡捷琳娜女皇，其改革都未超出农奴制的界限。相反，他们的改革是靠残酷压迫农奴，加强地主阶级的统治来实现的。马克思称彼得一世的改革是“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②。叶卡捷琳娜为了提高地主阶级的地位，甚至采用向贵族赏赐农奴的办法。叶卡捷琳娜自称是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学生、门徒，但当她的老师狄德罗向她建议“废除农奴”时，她却断然拒绝。当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爆发后，这位女皇彻底抛弃了她的导师的启蒙学说，扮演起镇压欧洲革命的宪兵角色来了。作为18世纪两位最开明的沙皇，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对西方启蒙文化的矛盾态度，决定了俄国官方对西方文化的立场，即回避其革命的本质，把对西方的学习限制在低层次的模仿上。
    尽管如此，这两位沙皇向西方学习和改革的路线对俄国近代文化的进步还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思想领域，在法国启蒙主义运动的影响下，俄国于18世纪中期也诞生了自己的启蒙主义思想家。他们利用自己的杂志《雄蜂》和《画家》，积极宣传启蒙思想，抨击俄国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
    同时，向西方的学习促进了俄国近代科学与教育事业的发展。在彼得大帝的倡导下，俄国于18世纪初建立了科学院，出现了以罗蒙诺索夫为代表的近代科学家。1755年，在罗蒙诺索夫的倡议下，创立了俄国第一所大学--莫斯科大学。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俄国已有各类学校550所，学生达6万人。
    在文学方面，18世纪的主要特点是对西方文学的模仿与移植。18世纪上半期出现的俄国古典主义文学潮流，在艺术上是模仿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在思想上则是接受了18世纪法国启蒙主义的思想。18世纪下半期俄国出现的感伤主义文学，同样是由模仿西欧的感伤主义文学而形成，所不同的是西欧感伤主义文学主要表达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情绪，俄国感伤主义表达的则是贵族阶级的感伤情绪。这种情绪是由于普加乔夫发动的农民起义和俄国农奴制的危机所引起的。
    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18世纪俄国社会生活开始偏离俄罗斯民族的古风古俗，转而摹仿外国的生活方式，出现了新的文化角色--欧化人物。在这种欧化人物身上，俄国封建文化特征与西方文化特征杂然并存，象招贴画似的，呈现出喜剧性的特征。赫尔岑在其传记性著作《往事与随想》中，描述了这种欧化人物的特征。他认为，“在俄国受到这种强大的西方潮流影响的人不会成为历史的人物，却成了一些古怪的人。他们在本国是外国人，在别国也是外国人，他们是懒散的旁观者，在俄国人看来他们是让西方的偏见败坏了，在西方人看来他们又是让俄国的习惯毁了，他们是一种聪明的多余人，他们完全沉溺在矫揉造作的生活里，肉欲的快乐中和叫人受不了的利己主义里面”。
    作家冯维辛在他的喜剧《旅长》中，描写了一个盲目膜拜外国文化的艺术讽刺形象伊凡努希卡。在他身上，几乎汇集了欧化人物的一切缺点和笑料。伊凡努希卡因去过法国，便瞧不起俄国和俄国文化。他恬不知耻地宣称：“我的身体生在俄国，这是实情，但是我的精神是属于法兰西王国的。”可是在他的灵魂中却丝毫也没有法兰西的启蒙主义的精神，相反，法西兰文化中一切神圣的革命的东西一经他说出，便立即变味、走调，变得庸俗不堪。冯维辛出于对当时盲目崇拜外国文化的社会时尚的讽刺目的，把他写成一个糟糕的欧化人物，一个俄国的封建文化盲目摹仿西方文化产生的文化怪胎，没有表现出欧化人物身上某些正面的积极的特征。
    撞击与冲突
    1812年法国拿破仑入侵俄国和俄军进入欧洲战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不仅促进了俄国民族意识的迅速觉醒，而且造成了西方文化与俄罗斯文化直接撞击与冲突的局面。文化撞击与冲突的时代不同于文化模仿的时代，它表现为两种文化已超越了初步接触的时期，达到了在文化观念与内涵方面的深层次的交流与冲突。
    19世纪初期的文化冲突首先表现在政治思想领域。西方近代启蒙思想与民主观念对于日趋危机的俄国农奴制无疑是一种催化剂，它加速了农奴制的瓦解，培养了一代贵族革命者和贵族自由主义者，成为1825年十二月革命党人起义的重要导火线。参加十二月革命党人起义的大部分成员是参加过反拿破仑战争的贵族青年军官。他们在战争中到过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接触到欧洲的民主思想，受了感染”③。他们提出了废除农奴制，消灭专制制度，实行西欧的君主立宪制的政治纲领。这次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但其历史意义十分深远。它标志着反对封建农奴制的贵族革命时期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