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上半期俄国文化生活中的一个重大现象是进步知识分子阶层的诞生。虽然自彼得大帝以来，俄国社会即开始出现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群体，但由于文化环境的恶劣，这个群体不断地被分化，没有形成一种社会力量。19世纪初，俄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直接交流，创造了新的文化氛围。沙皇政府为防范革命，禁止俄国青年去法国学习，但鼓励他们去德国学习，认为这些青年经过具有封建色彩的德国文化的熏陶，可以成为沙皇政府的顺民。但结果适得其反。这些知识青年不但学习了德国文化，学习了康德和黑格尔，而且通过德国，接受了法国和欧洲的民主文化。他们回国后积极宣传西方进步文化，探索改革社会、振兴民族的文化之路，成为进步知识阶层的核心力量。俄国知识阶层不同于西方以个体精神劳动为特征的知识分子，他们有很强的公民意识与群体使命感，有着为崇高信仰而奋斗的浪漫激情。他们构成了当时俄国进步文化的中心，对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19世纪上半期激烈的文化冲突中，一种新的文化人物--“多余人”诞生了。多余人的文化性格是18世纪“欧化人物”的继续与发展。他们是贵族阶级中间的新派人物，积极接受西方的进步文化观念，在文化教养与精神生活方面高于周围的人们。他们“在这个奴性的世界和卑微的野心世界中，感觉不到任何热烈的兴趣。然而他们却注定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因为人民和他们距离日远”，“他们永远不会站在政府方面”，同时也“永远不能够站到人民方面”⑦，只能成为社会的多余人。
    多余人是文化撞击与冲突的结果，是从俄罗斯旧文化群体中分离出来的新的个性，但因缺乏相应的文化环境无法存在与发展，成为游离于西欧文化与俄罗斯文化之间的多余人，文化转变过程中的不适应者。多余人的文化心态表现为近代俄罗斯人在东方与西方、旧文化与新文化之间选择时的两难境地。多余人在文学中表现为一个长长的人物系列，主要典型有普希金所著《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主人公奥涅金，莱蒙托夫作品《当代英雄》中的主人公毕巧林，屠格涅夫小说《罗亭》中的主人公罗亭，以及冈察洛夫小说《奥勃洛摩夫》中主人公奥勃洛摩夫等。
    融合与寻根
    19世纪下半期，随着俄国农奴制的废除与资本主义在俄国的迅猛发展，俄国文化逐渐摆脱其封闭性与落后性，与西欧文化达到了更加广泛的交流，经历了新的解构与建构过程。以平民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取代了贵族文化，成为时代的主导文化，代表着这一时期俄罗斯文化发展的方向。而被取代的贵族文化则退入亚文化层。无论是民主主义文化还是贵族文化，都经历了与西方文化融合与向本民族文化寻根的过程。从整个俄国19世纪下半期的文化发展趋势看，60年代是民主主义文化异常繁荣的时代，文化的主导倾向是与西欧文化的融合。70-80年代是融合后寻根的时代。当然，融合与寻根并非截然分开，而是相互依存的。因为与外来文化的融合必然产生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偏离倾向，这种倾向只有在融合之后向本民族文化之根的回归过程才能克服。
    60年代是革命民主主义启蒙文化运动时期。它与欧洲18世纪启蒙运动有许多共同之处，表现出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文化与欧洲民主文化相互交融的特征。列宁认为以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为代表的俄国60年代启蒙者的重要特征是“热烈拥护教育、自治、自由、西欧生活方式和整个俄国全盘欧化”。马克思、恩格斯曾把俄国启蒙者同欧洲启蒙思想家进行了比较。恩格斯认为“车尔尼雪夫斯基与杜勃罗留波夫是两个社会主义的莱辛”。而马克思则把杜勃罗留波夫“看作跟莱辛与狄德罗同样的作家”⑧。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哲学世界观明显地融合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和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和傅立叶的哲学与思想传统。就文化观念而言，俄国启蒙者都不同程度地摒弃了宗教与宗法伦理道德的俄国文化传统思维模式，吸收了西方近代文化中的科学、理性、人道主义思想传统，在哲学世界观与道德原则上同西欧文化有更多的认同。
    在60年代文化启蒙、文化融合氛围里，新的文化角色--“新人”取代多余人，成为社会生活中具有崭新性格代表。所谓“新人”，指的是平民知识分子，即“自由民主资产阶级的受过教育的代表，他们不是贵族，而是官吏、小市民、商人、农民”。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小说《怎么办？》中，全面地描写了新人的生活，表现了新人的性格特征：出身平民，自食其力，热烈追求自由；崇尚自然科学，具有求实精神；在行为准则与道德生活中奉行“希望人人都快乐幸福”的合理利己主义原则。《怎么办？》的发表是当时社会文化生活中一件大事，成为60年代青年追求新生活的纲领与旗帜。他们学习小说中新人的榜样，“到处创办了生产消费合作社、缝纫、皮鞋、洗衣工场、公社”。甚至连著名音乐群体“强力集团”的音乐家谟索尔斯基、著名画派“巡回展览派”的画家列宾、克拉姆斯科依、彼罗夫也都过着公社式的生活。
    19世纪下半期，资本主义在俄国获得了异常迅猛的发展。俄国资本主义工业在几十年内完成了西欧几个世纪才能完成的转变。这个巨变改变了俄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冲击着现存文化赖以存在的根基。不仅接受西方进步文化影响的贵族文化派（自由派和保守派）激烈反抗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而且主张引进西方文化的民主派也难以认同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在共同反对资本主义、寻求俄罗斯社会出路的前提下，贵族派与民主派都把目光投向俄国民族文化的根基--农民，各自开始了不同途径不同性质的文化寻根，即所谓“知识分子和人民结合的罗曼史”⑨。
    70年代的民主运动史称民粹主义运动。它是60年代民主文化的继续与发展，表现出由从理论上接受西方民主思想到在俄国条件下探索实现民主理想的社会实践的转变。作为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民粹派不懂得历史发展的规律，把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看成是偶然现象，把无产阶级在俄国的出现看成是历史的“不幸”，反而认为俄国农民“按本能、按传统来说是共产主义者”，把落后的农村村社看成是社会主义的胚胎，是通往社会主义的“桥梁”。鉴于这个学说，民粹派左翼发动了“到民间去”的运动，企求农民起来革命，但遭到失败。民粹主义在诸如不承认西欧道路、崇尚俄罗斯农民和村社传统文化等方面都明显地受到斯拉夫主义的影响。但民粹主义同斯拉夫主义的区别也是十分明显的。民粹派一般不宣扬宗教和宗法文化，而是相信民主与启蒙是改造社会的根本途径。这是民粹派同其他具有贵族文化倾向的寻根派的根本区别。
    “忏悔的贵族”是19世纪下半期失落的贵族文化现象。“忏悔的贵族”一方面接受时代的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认识到本阶级的罪孽，决心向人民忏悔赎罪；另一方面，忏悔的贵族无法接受日益资本主义化的俄国现实，也不能认同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社会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于是他们转向“已经摆脱农奴制的依从地位但尚未加入资产阶级经济的商品流通的农村”，开始了向宗法制农民文化的寻根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