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沙皇政府为阻挡西方进步启蒙思想在俄国的传播，提出了“正教、专制制度、民族性”三位一体的“官方民族性”的口号④，妄图以正教传统抵制西方的科学与理性，以君主专制反对西方民主制度，以俄罗斯人民天性温和和忍耐、信教忠君的所谓“国民性”反对西方的自由观念。这种倒行逆施并没有阻止40年代思想解放高潮的到来。这个高潮到来的标志是思想界的西欧派与斯拉夫派的大论战。与官方的民族性理论不同，这两派都主张取消农奴制，主张社会改革，但在俄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却针锋相对。西欧派是地主贵族中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他们崇尚西方，赞赏资产阶级民主，抨击俄国农奴制，主张俄国尽可能地接受西欧文化，走西欧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斯拉夫派的代表是具有微弱的自由主义色彩的保守的地主贵族。他们虽然也主张取消农奴制，却维护专制制度，反对学习西欧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与文化。他们不赞成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主张“有机的共处”论和文化守成主义，认为具有古风古俗的农村村社是保证农民和地主之间和平共处、非革命的发展道路的天然工具。
    19世纪俄国民族文化就是在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相互冲突与交融中，在不断增强的文化选择意识中发展与成熟起来的。它的发展轨迹一方面表现为不断偏离本土文化传统，向外来文化探求的离心倾向，又表现为不断向本土文化传统的回归倾向。这种回归并非简单的复旧，而是在吸收外来文化养分之后对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与更新。但在19世纪上半期俄国文化发展的主要特征是冲突而不是融汇，是在冲突中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和对民族文化发展的探索。
    俄国近代文化崛起的第一个标志是哲学的繁荣。如果说，宗教世界观与神秘主义是俄罗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哲学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从西方传入的“舶来品”。19世纪30、40年代，大学与知识界研究西方哲学的小组如雨后春笋，学习哲学蔚然成风。西欧派在同斯拉夫派的论战中，积极宣传西方哲学，倡导理性思维，扩大了西方哲学对俄国文化的影响。
    赫尔岑、别林斯基等俄国唯物主义哲学的先驱人物以哲学为武器，对宗教世界观与神秘主义进行了猛烈地批判。赫尔岑从费尔巴哈对基督教的批判中受到启迪，认为：“脱去伪装的外衣，抛掉模糊的语言和讽喻，我们是自由人，而不是克萨弗的奴隶，我们不需要把真理蒙在神话之中！”别林斯基在著名的《给果戈理的信》中，对俄国农奴制的精神支柱--东正教，进行了猛烈抨击，认为东正教会“永远是笞刑的支柱和专制主义的帮凶”，是“不平等权力的拥护者，权力的谄媚者，人与人之间博爱的死敌和迫害者”。在对待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态度上，俄国哲学家大都经历了从崇拜到批判的过程，表明俄国民族哲学自我意识的觉醒。
    如果说，在文化模仿时代的18世纪，俄国不可能产生具有独特性的民族文学，那么，在文化撞击与冲突的时代，这种民族文学形成的条件成熟了。因为文化的撞击与冲突，不仅使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相似的东西日趋一致，而且使之相反的东西更加对立。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表现的：“当时我们困惑地站在我们的欧洲道路面前，感觉到不能从这条路上走开，就象不能从我们毫不动摇地认作真理那里离开一样。同时，我们却第一次真正认识到自己是俄国人，并且感觉到在自己身上那么难以扯断同祖国土地的联系，难以呼吸异域的空气。”一方面极为迫切地学习西欧进步文化，一方面又异常清醒地感觉到民族文学的自我意识，这两者的矛盾与统一构成了当时俄国民族文学的开拓者的文化心态。
    为了创造无愧于时代的民族文学，19世纪俄国进步作家大都向西欧文化探索过、追求过，汲取其中的启蒙主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等进步思想，作为批判农奴制文化，建立民族文学的思想武器。以果戈理为代表的俄国自然派（即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崛起，不能不说是主要得益于西欧进步文化。但是，俄国作家在向西方探求的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感受到西方文化的异己性，感到“难以呼吸异域的空气”，因而都不同程度地转向对西方文明与文化观念的抵制与批评。“俄国文学的始祖”普希金，从英国诗人拜伦的崇拜者变成了拜伦的批评者。他在《茨冈》、《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对“拜伦式英雄”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思想进行了抵制与批判。与西欧文化联系最密切、有较多认同的屠格涅夫，也不同意西欧派鼓吹的否定民族文化、全盘西化的世界主义观点。他在《罗亭》中，这样批判世界主义：“世界主义是胡说八道，世界主义等于零，或者比零更坏；没有人民大众，便没有艺术，没有真理，没有生命……”托尔斯泰在50年代去欧洲考察过，对资产阶级的文明、民主与平等的本质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批判。
    在如何处理本土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问题上，同样存在着尖锐的文化斗争。“官方民族性”的捍卫者、斯拉夫主义者们，在民间文学研究中提出“古代性”、“移植论”等理论，认为民间文学具有相对的古代性，凡民间文学中出现的新现象，都证明民间文学遭到了破坏。一切与俄罗斯人民的“基督教本质”相抵触的现象，都被说成是移植的、搬来的。他们站在“复古”、“排外”的文化立场上，力图从民间文学中找出俄罗斯人民信奉宗法文化的证明，以及信教、忠君等民族性的特征，以反对新文化与新文学，提倡旧文化与旧文学。
    普希金、果戈理、别林斯基、赫尔岑等进步作家对民间文学的态度可以概括为三点：
    第一，他们都高度评价民间创作对民族文学的意义。他们认为，俄国近代文学是从模仿西方文学起步的，整个18世纪文学都是偏离古代民间文学传统的，这对于创造新时代的文学是必要的，但停留在对外来文学的模仿还不能建立自己的民族文学。只有改变这种“强使一切俄国的东西向一切欧洲的东西看齐的作法”（普希金语），向民间文学学习，才能创造新文学。
    第二，古代与民间文学中所表现的民族性并不是象斯拉夫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是尊崇正统和专制政体，低三下气的屈从，而是创造的意志、求生活的斗争和求自由的斗争⑤。别林斯基认为俄罗斯民歌中所表现出来的忧郁并非是消极的：“俄罗斯人民并不沉浸在忧郁里面，并不在忧郁的重轭下倒下去；他总是抖擞起全副精力，而不因它的折磨而一蹶不振……这是一种坚强的、有力的、不可摧折的忧郁。”⑥这种积极的性格同现代西欧一切进步的、自由民主的思想发生了共鸣。
    第三，作家的民族性应表现为民族精神与民族形式同时代历史内容在创作中的完美结合。别林斯基认为，文学的民族性具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处于自然状态的，即“自然的直感时期”，这主要是指本民族的人民创作，即民间创作；第二个层次是处于自觉状态的，即“自觉存在的时期”，主要指本民族的艺术家的创作。自然状态的民族性可以不具有全世界历史发展的共性因素，然而，自觉存在的民族性则必然包含这种共性，包含时代的历史内容。而一个真正的民族诗人必须兼有这两方面的特征。别林斯基的理论阐明了本土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切合点即共性特征，为俄国近代民族文学和文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