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论证了英国工业革命期间民众文化水平并没有降低。恰恰相反，英国文化水平的提高和保持稳定是工业革命得以发动和顺利进行的保证。英国民众文化水平的提高应归功于民办教育的兴起和普及。但是，这场自下而上的教育革命忽视了高等教育的改革，为十九世纪下半叶英国经济的开始衰退埋下了伏笔。
    一
    关于英国工业革命社会后果的研究不仅涉及到物质财富在不同阶级之间的不平等分配，而且集中在精神财富的不平等分配，即经济增长是提高还是降低了民众文化水平的问题上。学术界围绕着这个问题，同工业革命期间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的争论一样，也分成了悲观派和乐观派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悲观派和乐观派都肯定经济增长同民众文化水平存在着某种关系，但前者认为工业革命造成了民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的降低，根本谈不上有改进教育的状况以提高民众文化水平的可能。悲观派的观点缘起于哈蒙德夫妇1925年发表的著作《近代工业的兴起》。他们说，在工业革命期间新兴的工业城镇里“一切娱乐活动都遭到谴责，因为成功的生产需要劳动者长时间的劳动和刻板而枯燥的生活，不能让他们头脑去思想或记忆，也不能瞻前顾后。在统治阶级看来，使用了新生产方法的专业化工业决不能为服务于它的那些人哪怕是节省出一个小时的时间。因此，在这样的制度下，根本就没有教育的地位。……到了1833年以后，教育才得到政府的拨款”。①这种仍然在英国史学界占据统治地位的观点坚持认为“人民的职业变动和地理流动造成了整个旧的生活方式的解体。在雇主的剥削下，在不稳定的经济环境的威胁下，他们已经变成了机器的奴隶，只知道挣钱糊口，维持生存。他们集中居住在全然没有准备好为他们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城市里。教育就更不用说了。这就是工业革命所带来的重大的后果”。②
    六十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鲍曼和安德森写了一篇题为《教育在发展中的作用》的文章，使用统计学的方法对五十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众文化水平（以识字率或文盲率为指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横向的对比研究，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除了人均收入达到300美元外，识字率至少要达到30%以上，也就是文盲率必需降低到70%以下，才有可能实现经济起飞。③这项研究证明较高的民众文化水平是经济增长的必要前提之一，从而引起了英国的历史学家开始把工业革命期间的经济增长和民众文化水平的因果关系颠倒过来重新进行讨论。在这样新的学术背景下，悲观派的论点虽然不再有人过分地坚持，但提出了一种“降升论”的观点，例如罗布森的《十八世纪柴郡的教育》、纽伯格的《十八世纪英国的平民教育》、韦伯的《英国工人阶级读者》、威斯特的《教育与工业革命》、拉克尔的“英国工业革命期间的文化水平和社会流动”，几乎都使用了地方性的资料来证明英国的民众文化水平在工业革命期间经历了一个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至于从下降到上升的转折点，各人的说法虽不尽一致，但大致上倾向于1800年前后。
    “降升论”的始作俑者是桑德森。他运用结婚签名统计法对工业革命期间的棉纺织工业中心兰开厦的一些城镇的统计结果进行处理，得出结论：兰开厦的青年人在结婚登记时有能力签名（而不是划十字）并通过文化水平考试的比例在1740年代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但是从1750年开始下降，直到1830年才恢复到1750年的水平。由于结婚时的文化水平实际上是反映了他们“离校”时的文化水平，而“离校”到结婚之间的间隔时间大致为12-15年，因而他把识字率上升的转折点定在1802-1805年之间。④桑德森还指出民众文化水平下降有三个主要原因。第一，兰开厦缺少足够的宗教和慈善机构来帮助开办新的学校。第二，工业地区的人口增长超过了原有学校的能力。第三，在兰开厦这个棉纺织业的中心出现了大量的工厂，增加了对童工的需求。童工的工作主要是看管纺纱机，接断头的棉纱，或清扫机器，年龄大多在十岁以下，正是上小学的年龄。⑤桑德森的结论得到拉克尔的支持。他对兰开厦一些典型的工业城镇的社会统计资料进行的抽样处理，也证明1740年结婚的青年人当中，有能力签名并通过结婚文化水平考试的人所占的比例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但从1760年代起，这个比例开始下降，到1814-1816年下降到了最低点，男子为48%，女子为16%。⑥若以平均结婚年龄为25岁左右计算，他断定英国民众的文化水平下降至1800年前后的最低点以后开始了上升的趋势。
    这些统计数字虽然有一定的说服力，但不足以说明经济增长与民众文化水平之间的复杂关系，何况他们的分析中存在着逻辑上的矛盾。他们认为兰开厦的工厂制是在1770年代中叶开始出现并在1790年代中叶开始普及的。如果工厂制的出现对民众文化水平的降低确实发生了影响，它的影响也只能在1800年前后才能表现出来。然而，结婚签字率统计法表明这时已经结束了下降的趋势并且开始转入上升的阶段。这恰恰证明了造成了民众文化水平的下降的并不是工厂制的确立，必然还有其它的因素，这个重要因素就是大量移民在十八世纪中叶涌入兰开厦。
    统计证明，1781年至1800年，兰开厦的人口增长了60%，是全国平均增长幅度的四倍，其中自然增长的人口为146852人，移民的增加为126319人，⑦自然增长与移民增加的数量大致上各占一半。此外，许多资料还证明，英国工业革命期间对基本建设的需求，包括厂房、住房、码头、公路和运河的建设，增长得特别快，刺激了爱尔兰的非熟练劳动力向英格兰北部新兴工业地区，特别是兰开厦移民。在兰开厦的工业城镇里，爱尔兰移民所占的比例高于英国的其它的郡和地区。⑧这些爱尔兰移民主要是不具备特殊劳动技能的普通劳动者。“在英格兰的爱尔兰移民干的活是一般的体力劳动，与他们原来干的农业劳动属于同一种性质。到1833年，利物浦至少有七百名爱尔兰移民当搬运工人。陶瓷工业的中心斯托克港的砌砖工人据说有五分之四是爱尔兰人”。⑨大量涌入兰开厦的爱尔兰移民文化水平普遍很低，这在测定当地的民众文化水平时增添了一些不可忽视的因素。第一，如果按每个移民家庭平均由两个成人和两名儿童构成来计算，若要在测定时保持当地原有的识字率水平不变，就意味着每有两个当地的儿童上学就必需有一名移民的儿童上学，才能维持着原有的识字率，这显然是做不到的。第二，在爱尔兰移民劳动力当中，未婚青年人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他们在兰开厦举行结婚登记时所表现出来的签名和通过文化水平考试的能力反映的只是爱尔兰的而不是兰开厦的民众文化水平。第三，反过来，1800年以后兰开厦的识字率出现了明显上升也与移民数量的开始减少有密切的关系。在1800年至1831年之间，兰开厦的人口增长幅度上升到历史上的最高点，达到637543人，其中自然增长的人口为474009人，移民增长的数字只有183543人。⑩以移民最集中的城市曼彻斯特为例，根据凯伊在1835年做的统计，曼彻斯特的爱尔兰移民及其第一代后裔人数的增加开始减慢，增加到了六万人，只占当地人口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11）这些数字反映了移民数量的增加在兰开厦的整个人口增长数量中所占的比例有明显的下降，移民增长的因素对于测定兰开厦民众文化水平的影响也相对地减小了。因此，造成兰开厦民众识字率降低的主要原因不是经济增长而是移民的增加。
    肖菲尔德对全国一万多个教区进行了抽样统计，使用结婚签名统计法建立了其中274个教区的民众文化水平的长序列数据，证明1780年英国的民众识字率，男子为60%，女子为40%。到1830年这两个比例分别上升到65%和50%。他因此断定，英国民众的识字率在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中叶的整个工业革命期间基本上是稳定的。他还指出：“文盲率超过了60%便没有可能出现经济起飞。英国的事实也证实了这个推论，全国的男子文盲率在1750年已经越过了60%的大关，但女子文盲率到1795年才越过这个界线”。（12）肖菲尔德的结论与斯通经过计量研究以后获得的结论基本吻合。斯通认为：“十八世纪中叶以后英国社会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有较高的民众识字率，到1770年，农村男子能读写的人已占50%”。（13）这个比例高于当时西北欧其它国家的民众文化水平。就整个西北欧而言，“到了1800年，只有一半以上成年男子能够签名和简单的阅读”。（14）欧洲大陆上文化水平最高的法国在1786-1790年的结婚签名率男子为47%，女子为27%。（15）西班牙和俄国到19世纪末才达到英国十八世纪末的水平。（16）拉克尔最后也承认：“工业革命在十八世纪中叶开始降低了工人阶级的文化水平。但是，当工厂制的作用充分显示出来以后，他们的文化水平有了上升”。（17）考虑到英国人口在1760年以后的大副度的增加。在这样的情况下，英国不仅把工业革命开始前二十年已经达到的男子识字率保持到工业革命的过半，而且在工业革命的下半段，也就是当大幅度增长的人口转变为工厂制全劳动力的时候，还造成了民众识字率上升的趋势。肖菲尔德证明这个上升的趋势开始于1790年代，与工厂制开始确立以及蒸汽机广泛使用的时间是相吻合的，从而证明了十八世纪中叶英国已经取得了较高的民众文化水平是工业革命得以发生的重要前提之一，而工业革命开始以后，反过来也使民众文化水平一直保持在稳定的水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