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由此可见，十九世纪英国民众文化水平的提高基本上是在没有国家干预下取得的。在英国工业革命的早期，人们已经对教育的状况感到了不满，并呼吁进行教育体制的改革。但是，直到工业革命结束时，教育改革才采取了真正步骤，它的成果到更晚的时候才表现出来。到了十九世纪的下半叶，国家才通过立法的形式实行强制教育和普及的免费国民教育。虽然1833年的国家法令强迫家长送子女上学，但是，“真正能够提供免费教育的地方很少”，特别是劳工阶级的家长无力送子女上学。（47）因此，学费仍然是阻碍民众文化水平提高的主要障碍。不过，1833年国家开始对教育进行有限度地干预，虽然只限于对各类学校提供补助，但为英国建立了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相混合的教育体制。一些社会机构，包括教会和慈善机构赋予自己“同工业化的消极作用作斗争”的任务，（48）采取取了各种措施争取社会各个阶层对教育投资并提供教育服务。这种以自助精神办民间教育的做法逐步成为了英国的传统，也构成了十九世纪英国教育史的重要特征。
    十九世纪下半叶，英国才开始通过议会立法赋予政府系统干预教育的职能。1870年，英国国会通过弗斯特教育法，规定政府有权力运用行政力量把分散在民间的教育力量，包括人力和设备，集中起来。不少著作充分肯定了弗斯特法案，用它来证明英国政府对教育的重视并对民众文化水平的提高起了关键作用，正如肖菲尔德所说的，民众文化水平“提高速度最快的是从1870年毕业的那一代人”。（49）因此，这项立法被广泛地视为英国开始教育“国有化”的标志。应当承认，这项立法对提高民众文化水平确实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因为根据这项立法，每个行政区域内设立了数量不等的教育区，每个教育区成立学校董事会，选举主席、副主席，负责当地的教育改革。弗斯特法案通过后，学校董事会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接收了一批私立学校，把他们的力量集中起来。接着，在学校董事会的管辖下成立了财政委员会、学校选址和建筑委员会、教职员委员会和教育委员会等机构。学校董事会负责对当地的教育状况，特别是对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负责与当地的政府部门或它们的上级机构联系或谈判。对于当地私立学校中存在的“缺点和困难”，董事会有义务通过资助“帮助克服”，也可以向他们发出警告，要求他们自己在一定的期限内加以纠正。董事会还负责参与起草新建学校的计划并组织讨论，与当地的社会工程委员会谈判，争取拨款。学校董事会还有权任命新校舍的设计师和建筑师。
    但是，对弗斯特法案在提高民众文化水平上起到的实际效果也不应估计太高。这项法案虽然是1870年通过的，但根据记载，到1874年10月，才根据该项立法成立了第一个学校董事会。这个在诺森伯兰成立的第一个学董事会采取的作法仅限于为当地的学校提供全新的校舍和设备。（50）此外，弗斯特法案从它的通过到它的真正实施，中间经过了相当长时期的讨论、调查和规划，直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它对提高学校的质量和提高民众文化水平的重要作用才体现出来。英国文盲率真正下降却是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这个转折点显然出现在弗斯特法案真正得到实施以前。因此，对减低文盲率起了关键作用的不是弗斯特法案，而仍然是以主日学校和私立学校为主体的民办教育。到1891年英国国会通过全民免费初等教育的法案时，全国的文盲率已经下降到了2%。即使把降低文盲率的作用全部归功于这项法案，它所起的作用也仅仅是把文盲率降低了1%。这也就是说，这些历来被英国历史学家称作标志教育革命的法案所起到的实际作用仅仅是把英国的文盲率降低了一个百分点。这个事实清楚地说明，早在英国通过立法手段来发动教育革命之前，一场教育革命已经在悄悄地进行着了，而推动这场教育革命的主力军是民办教育的力量。
    四
    在英国的整个工业革命期间，民众文化水平的状况基本上是与经济增长的要求相适应的。民众文化水平的持续上升也是同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但是，十九世纪下半叶，当英国的经济进入第二次科技革命的高潮以后，教育体制改革中存在的根本缺陷再一次充分暴露出来了。英国教育体制中的这些缺陷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造成英国十九世纪末丧失世界工业霸权的根本原因之一。
    在工业革命期间，英国的科学研究与新技术的发展之间确实存在某种紧密的联系。在曼彻斯特、伦敦以及其它城市，工业家经常参加科学协会举办的科学讲座和讨论会，与科学家保持经常性的联系。漂白粉的发明和应用还可以证明英国工业家与法国的科学家贝尔多勒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工业家与科学家之间的这种联系对于工业革命期间的技术发明所起的作用虽然绝对不能忽视，但作用的机制目前还不十分清楚。大量的研究证明工业革命期间的科学活动与技术发明之间存在着联系，但这并不能证明是科学知识直接带来了新技术的发展。一方面，十八世纪的科学知识处在十分原始的阶段上，对新技术的发明者可能并没有什么价值。漂白粉的例子并不能证明专门的科学知识是导致这项发明的真正原因，尽管某些技术发明同称作“实用技术研究”的“科学”确实有一定的联系，但这种“实用技术研究”从本质上而言仍属于技术的范畴。正因为这个原因，有些科学史学家近来主张把工业革命期间的“应用科学”所起的作用定义为仅仅提供了“理性的和实验性的技术研究方法，并没有在科学中加入抽象理论的重要成分”。凡是在这种性质的技术发明和进步上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人应当称作“伟大的设计家”，而不应称作“伟大的科学家”。兰德斯也指出，“经常有人说，没有波义尔和托里赛利的理论，就难以想象会有纽康门的蒸汽机。同样，牛顿是在格拉斯哥大学同科学家们一道工作并熟悉了那里的仪器以后，才产生了他的科学研究能力和想象力。但是，牛顿的分离汽缸的原理一旦建立，以后的进展就不再需要任何理论了”。（51）还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构成工业革命的许多重大发明并不是科学理论的结果而是许多匠师在生产实践中点点滴滴的、但不断改进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