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对待战利品的态度：公民兵与雇佣兵表面上对战利品的态度相同，都在战争中大肆劫掠敌方城市乡村和出卖俘虏为奴。但实际上两者是根本有别的。
    一般而言，公民兵的服役目的不是为个人发财致富，参与战争也不是出于对战利品的追求，而是履行公民的义务。在胜利的战争结束后，公民通过授奖或平均分配等形式可以从城邦获得部分战利品，但这只是公民个人经济的补充，而不是生活的基本来源。
    雇佣兵在找到雇主的条件下，其生活很大程度上依靠转化为工资的战利品。这是因为各邦的雇主均无力依靠国家的正常收入支付雇佣兵的巨额薪金，均不同程度地采取以战养战的方法，把用在雇佣士兵身上的开支部分或全部寄托于战利品。（18）在失去雇主的条件下，雇佣兵则完全依赖打家劫舍为生，像蝗虫一样扰害他们占领和经过的地方。色诺芬的《远征记》对此提供了丰富的材料。（19）雇佣兵实际上是以战争为职业，以阻碍社会再生产为能事的、具有极大破坏性的力量。
    5.军人的思想状态：城邦军队的成员主要是中小土地所有者，浓厚的乡土观念伴生着他们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强烈的爱国主义又同高度的英雄主义密切联系在一起。公民兵的思想意识中还有特别值得一提之处是对希腊诸神的崇拜、对神庙重地的尊敬。因此像特尔斐神庙这样的的地方被希腊各邦公民视为圣地。
    但雇佣兵的思想状态则与公民兵截然不同。爱国与他们风马牛不相及。他们在作战中也有英勇的举止，但这是受金钱的驱使。最令人惊异的还是雇佣兵传统价值观和宗教意识的崩溃，对阿波罗等神的崇拜被金钱崇拜所代替，对此只要举两个代表性的例子就足够了。其一发生在注重荣誉的斯巴达。前362年，斯巴达国王阿哥西劳亲率一队斯巴达人赴埃及充当雇佣兵，普鲁塔克为此痛苦地指出：“任何人都不赞成这一点，一个被认为是整个希腊最出色的人，一个蜚声世界的人，现在却把自己置于脱离了自己国王的蛮族人支配之下，为了金钱出卖个人的名字和荣誉，变为一个雇佣军的首领。”（20）其二是神圣战争中的弗西斯人掠夺连当年波斯入侵军都未敢触动的特尔斐神庙一事。弗西斯人不怕亵渎自己的主神，数以万计的雇佣兵不怕神的惩罚而投奔渎神者，（21）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希腊人传统宗教意识的崩溃呢？
    鉴于雇佣兵与公民兵之间在性质、成分、职能、思想方面具有迥然不同的特点，我们可以认为雇佣兵的出现是对传统公民兵的否定，雇佣兵在大范围内取代公民兵的趋势标志希腊城邦军事组织已丧失对外扩张和保卫自己的能力，普遍面临深刻的军事危机。这不是偶然的危机，而是希腊城邦总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
    三 希腊兵制变革的原因和意义
    在古史研究中，一般认为公民小土地所有制的瓦解是城邦危机的根源。但近几十年来，这种看法不断受到怀疑。一些学者主要根据雅典的史料，否认希腊存在土地集中、居民普遍贫困和奴隶劳动大量排挤自由民劳动的现象，因而也实际否定了关于城邦危机的一般看法。这些新见解未必全然没有道理，尤其是他们关于不应把罗马与希腊的城邦危机等量齐观的认识很有合理性。但就现有史料而言，比较令人信服的还是通行说法，尽管它有时对奴隶制的发展和小农的破产做了过分的夸张。
    城邦危机是希腊城邦全面危机的总称，依笔者之见，它通过经济危机（古典所有制危机）、政治危机（公民集体最高政权机构公民大会作用的丧失、城邦内部斗争和晚期僭主制的出现）、军事危机（公民兵的衰亡和雇佣兵的兴盛）、思想意识危机（爱国主义精神的丧失和传统宗教意识的崩溃）等不同层面体现出来，而经济危机则是根源。亚里斯多德曾非常直观地论及这一点。他说：“在中产阶级人数多的地方，公民之间的派别分裂就极少可能发生”，“当穷人占多数而没有中产阶级时，内乱就常常来临，邦国也很快归于毁灭。”（22）这里的中产阶级不外是重装步兵阶级，即公民小土地所有者集团。前4世纪的希腊城邦正是得了亚里斯多德说的“穷人特别多”的毛病。我们从军事危机的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
    城邦军事危机的最初征兆是公民兵的职业化。它的出现同前5世纪希腊战争规模扩大、时间延长的新特点有关，民兵形式业已不能满足战争发展的需要。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始，凡在军事上有所建树的国家，公民兵的职业化程度便相对较高。但薪金制也有不利的一面，它一经产生，就不可避免地在公民、尤其是穷苦公民的思想中注入一种新意识，即服兵役不再是单纯的义务，而且还可能成为谋生的手段。这笔收入在前5世纪的雅典是每日1德拉克马，这对富裕公民微不足道，但对大多数公民却是一笔诱人的收入。雅典公民大会所以轻率通过远征西西里的决议，主因正是这1德拉克马薪金的诱惑。因为战争初期公民迁入城市，收入断绝，只靠津贴为生。尼西阿斯和约签定后，许多公民的经济无法恢复，公民的战争津贴则被取消，因而平民对远征产生异乎寻常的热情，纷纷“打算在远征期间得到薪给并希望扩大雅典的统治，以便他们将来能不断地获得薪给。”（23）此例证明，商品货币关系一旦侵入公民军的肌体，便会增强公民个人利禄之心，削弱公民同集体的关系，也使城邦对外战争的目的复杂化。这里已隐约显出追求薪金的公民与贫困的必然联系。当雇佣兵于前5世纪下半叶重新兴起时，这种联系就表面化了。
    从一开始，希腊雇佣兵的来源地便集中于几个经济最落后最穷困的地区，如阿卡狄亚、埃陀利亚、克里特以及希腊境外的色雷斯。这些地区自然条件差，未形成强大国家，内部分化和人口增殖造成的过剩人口压力比其他较发达地区严重。（24）由于他们不可能像斯巴达、雅典那样依靠武力侵占别国领土，因而摆脱居民生活困境的出路就是把自己的一部分居民放出去谋生，而东方统治者和希腊一些城邦由于本身需要，也愿意利用他们的战争劳动。于是，当雇佣兵便成为当地人借以养家糊口的正常职业。前小居鲁士的雇佣兵在这方面是一个有力的证明。这支军队成分驳杂，但除少量亡命者（流浪者、狂热的野心家、逃亡奴隶、罪犯等）外，大多数是在国内不能维持正常生活、梦想在国外发现幸福，谋得收入后返回家园的贫苦农民。（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