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学者把总统与国会间的这种拉锯战比喻为“钟摆现象”。先是自信的总统在决策过程中处于支配地位；然后是总统与国会的权力保持平衡；最后是国会处于支配地位。例如，在内战中，林肯总统未与国会磋商便采取军事及外交行动，而懦弱的国会后来却不得不接受这些既成事实。但是继林肯的几位总统则在强健的国全领袖面前失色。同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威尔逊极力倡导集体安全的政策，但国会却拒绝承认其政策的成果--凡尔赛和约及国际联盟。然而，这个“钟摆理论”却未注重到总统权力事实上很少会被国会夺去。譬如，华盛顿总统曾拒绝国会获得美国政府与英国政府签署文件的要求。从那时起，总统们都竭力维护这种“执行者的特权”。上述事例表明，在外交领域中，总统权力的变化模式象楼梯台级，而不象钟摆。也就是说，除偶尔被国会控制外，总统权力基本上是稳定上升的。⑧
    随着“冷战”的到来，总统权力上升的趋势更为迅速。杜鲁门总统在1947年3月的演讲（这次演讲的内容后被称作“杜鲁门主义”）中，号召美国民众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与他合作。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及其后继者都把来自苏联极权主义及共产主义的挑战描绘成一场全球性的危机，因为苏联的核武器已威胁到美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会及公众都希望能从三军总司令那里得到安全感。通过一些新设立的有权的执行机构，如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央情报局，总统们实施并控制着外交政策。⑨
    把越南变成“冷战”的一个战场的政策始于杜鲁门政府。在二战期间，罗斯福总统曾设想用托管制度的形式让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地分阶段独立。但是美国官员从未实施这一方案，并在1945年罗斯福去逝前开始改变它。由于在欧洲事务上与苏联不断发生冲突，美国政府急需法国的合作。为此，华盛顿竭力避免与巴黎在殖民地问题上产生矛盾。当杜鲁门1945年突然入主白宫时，美国政府缺乏明确的对印度支那的政策。但在杜鲁门离任前，他却作出第一批导致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总统决定--美国开始援助法国反对共产党领导的越南独立运动的战争。⑩
    艾森豪威尔接受杜鲁门的观点，即在美国遏制共产主义势力的全球战略中，越南是一个重要国家。但因法国很快停止侵略战争，所以艾森豪威尔政府不得不研究新的对策。美国政府1954年虽然没有派军队援助在奠边府被越南共产党军队围困的法国军队，但又很快在南部越南扶植一个傀儡政府，其首领便是吴庭艳。到1961年艾森豪威尔离职时，虽然吴庭艳傀儡政府已控制着越南南方，但反对其统治的抵抗运动却不断发展。美国政府卷入越南政治已牢牢地把美国利益与吴庭艳的脆弱政府拴在一起。与1954年明智的的决策相比，艾森豪威尔后来的政策极大地缩小了美国政府的选择余地。虽然艾森豪威尔的后继者可以放弃吴庭艳，但他把越南作为“冷战”前哨的实践使得他的继承人很难从越南脱身。（11）
    肯尼迪出任总统后，在与苏联和中国为控制第三世界而进行的抗争中，他摒弃了视为“防守”的艾森豪威尔的政策，转而采取积极措施，如“和平军团”、“进步联盟”及增加美国对南越政府的经济及政治援助。尽管如此，肯尼迪始终未能解决在越南及第三世界中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这就是美国在利用其资源、影响及威信扶植象吴庭艳这样的傀儡政府方面究竟能走多远。对此，肯尼迪政府的做法是模棱两可的。这明显地表现在白宫允许一场暗杀吴庭艳的军事政变上（三星期后，肯尼迪自己也被暗杀）。（12）
    当约翰逊就任总统时，他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可能会削弱美国政策的挑战。但他很快脱颖而出，成为一位对现代总统职权及美国侵越战争都有极大影响的总统。
    约翰逊的批评者把越南战争称作“约翰逊的战争”，这种比喻是否正确？无疑，他是位有权力的领导者，并控制着他的政府。他要求下属忠诚，能从有争议的事务中寻求一致并把人们对其政策的批评视为对他的人身攻击。在这些方面，他使得战争成为他的战争。但在其它方面，他的作风及个性又使他成为战争的一个牺牲品。约翰逊缺乏外交及军事经验，并且他的专横态度掩盖了他自己在处理国家安全事务中的不安全感。他在国内推行的“伟大社会”改革计划也限制了自己在外交事务中的精力和视野。此外，这场奇怪的战争--所谓“有限的战争”，又使他面临着复杂的，来自军事、政治及外交方面的挑战。作为一名战争指挥者，约翰逊有着许多缺点。他既无意控制整个战争，也不容建立一个政府机构来有效地指挥战争，这些因素都导致了约翰逊外交政策的惨败。（13）
    尼克松出任总统后，美国及其总统都深深地陷入越南战争中。约翰逊及其前几任总统已使越南战争成为总统的战争。同样，尼克松肩负着保卫影响战时政策的总统特权和把战争引向胜利的双重任命。尼克松认为他的作用与林肯、威尔逊、福兰克林·罗斯福及杜鲁门等战时总统的作用相似。他坚信在国家的非常时刻自己可以充分行使总统职权，无需顾及国会及公众的意见。
    当尼克松于1969年1月接任总统时，他面临着一个声势浩大的反战运动。它的支持者包括国会山里的许多议员、新闻界人士及普通群众。尼克松声称只有在“具有荣耀的和平”的前提下才从越南撤军，但同时又决定在下届总统选举前结束侵越战争。尼克松认为首先必须制止反战活动。他起初是通过秘密活动来压制批评者，但当这个办法失败后，则改用史无前例的舆论管制、恐吓反战分子，甚至对持不同政见的人士进行人身攻击等措施。这些措施的大部分后来成为“水门事件”中指控尼克松的法案的一部分材料。批评尼克松这些措施的人们对美国政府活动有很大牵制作用，尽管他们在尼克松第一届总统任内一度被抑制。（14）
    当1972年尼克松准备再度竞选总统时，他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亨利·基辛格（Henry A.Kissinger）正秘密地争取尼克松的“具有荣耀的和平”。在那些关键月份里的外交事务中，尼克松所作出的最终导致美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签订和平协定的决定是基于他的心理特征及过去的政治与外交经验。尼克松动用大规模军事力量既有理智的，也有非理智的考虑。1972年4月他命令美国空军大规模地空袭南部及北部越南，而同时又让基辛格继续与河内的代表在巴黎进行秘密会谈。竞选胜利后，尼克松又突然于12月中断谈判，并同时下令B-52轰炸机空袭河内。1973年1月2日，美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双方达成临时协议，并在此基础上，于10月签署了正式协议。为什么尼克松觉得“圣诞节的轰炸”如此必要呢？原因有二，一是为南越阮文绍总统默认这个协定创造条件；一是为尼克松及基辛格在美国政治活动和维护美国世界霸权活动中带来具有象征性的优势。（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