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舆论界一样，反战运动也是公众不同意见的传播媒介。这种运动由于有反战分子、和平主义者及自由派人士参加，因此缺乏组织性及核心力。但它的这种特殊性质反过来又证明它是一场自发的、真正的群众运动。成千上万的美国人，特别是二战后出生的那一代人，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在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一种旨在实现一个特殊的、有限的政治目的的群众运动。同样，许多愤懑的青年有史以来公然反对服从军事需要的爱国传统，并且开始当逃兵，躲避征兵及参加其它抵抗运动。
    虽然大多数美国人没有积极参加反战运动，但反战运动的存在则撕破了美国在战争问题上和谐的伪装。在与其它社会抗议者的联合中（尤其是人权运动和以留长发、吸大麻及主张性解放的“嬉皮士”为代表的反文化运动），反战运动既获得了活力，也引起了争端。70年代初的选民统计及民意测验虽然都表明战争不受欢迎，但同时也说明许多美国人被反战运动所骚扰。除使用监视、逮捕及其它手段来恐吓示威者外，约翰逊及尼克松试图使示威者的爱国主义问题，而不是越南战争的道义问题，成为公众疑问的焦点。1970年5月4名肯特州立大学的学生在一次抗议活动中被枪杀后，美国的双重性格更为明显地表现出来。当俄亥俄州国民警备队枪杀学生时，许多美国人为此感到震惊，但也有些人为俄亥俄州当局辩护，认为被杀的学生是自食其果。由此可见，越南战争有力地摧毁了长期以来表达美国政治形态的信任与和谐的结构。
    越南战争对美国国内的影响涉及许多方面。其中战争的心理创伤最难以估量。由于人权自由受到限制，许多公民表现出反感，甚至玩世不恭。在对待战争及军队问题上，父母与其子女们的观点经常相左。在为模糊目标斗争中而造成的惊人的伤亡使人们失去了理智。在美国战争史上，一些从战场归来的军人第一次有组织地反对战争。在军队内部，吸毒、杀害军官及其它严重问题都羞辱了曾经极为骄傲的军事机构。最严重的是，许多军人回到国内后面临的是敌视和冷漠，而不是他们急需的帮助他们从战争恶梦中解脱出来的安慰，或象“谢谢你”这样简单问候。（20）
    此外，战争还带来两个非常明显的社会经济问题，即通货膨胀的出现和约翰逊“伟大社会”的破产。虽然经济学家对通货膨胀的出现是否与越南战争有关争论不休，但战争经费对国家的影响却是显著的。在1966年1月的预算咨文中，约翰逊声称美国国内开支及战争费用可在不增税的情况下解决。这种断言后来证明是错误的。1966年的通货膨胀率是朝鲜战争以后最高的。从1965年到1972年，美国在印度支那每年耗费200亿美元，而这笔巨额开支完全可以用来资助美国许多城市的更新计划。（21）
    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有许多值得称赞的项目，如城市发展、教育投资及工作培训，虽原则上获得国会的认可，但在60年代基本是资金短缺，甚至完全没有资金。约翰逊自己后来抱怨道，他与地球那边战争淫妇的勾搭使他失去了真正钟爱的妇人--“伟大社会”。（22）支持“伟大社会”、反对越南战争的参议员富伯诺特认为，“权力的傲慢”导致了美国卷入越南，并使国家财源外流。他警告道，许多国家的毁灭就是因为它们把大量精力放在外交冒险上，并让国内统治基础退化。（23）
    在分析强大国家的兴衰时，历史学家保尔·肯尼迪（Paul Kennedy）把越南战争对美国的影响比作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的影响。（24）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国家经历了不同形式的革命和政治变迁。越南战争后，美国的革命便是“水门事件”。这种总统权力的滥用并不始于1972年总统派人秘密闯入民主党总部，而是始于尼克松窃听执行机构的成员及新闻界人士，以防他们泄露基辛格在巴黎与河内的代表进行秘密谈判及美国空军秘密轰炸柬埔寨等事。这些窃听、搜查等措施随后又被用于防范反战分子、政治对手及尼克松“敌人名单”上的人士。当这些措施暴露后，白宫又进行广泛的掩盖活动以阻止对它们的调查。贯穿于“水门事件”的，是总统权力的膨胀、对于秘密和国家安全的迷恋、以及作为越战经验标志的总统与公众间的互不信任。（25）
    对美国来说，越南战争是一场空前的极度痛苦的军事失败。它摧毁了美国超级大国自满情绪的支柱，并使每件事--包括总统职权--成为有争论的事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美国人民轻易地把战时反对法西斯的斗争变成一场无畏的、反对共产主义的“冷战”。美国人民在“冷战”中的一致性给总统们带来极大的自由和支持。但是越南战争却摧毁了这种和谐。公众开始认为如不花很大代价，战争是赢不了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战争的道义及政治后果不是健康的。“修正主义学派”历史学家的论点，即越南战争能够赢并且应该赢，完全忽视了美国人民对越南战争的感情。（26）美国国内社会准则不会再支持那些不同于美国在越南有限目的的措施。1968年选举表明美国人民希望美国离开越南。战争的失败并不是因为美国做的太少，而是因为代价太高、毁坏太严重。
    到70年代初，“沉默的大多数”几乎都希望结束美国侵越战争，只有少数人保持着和谐的传统。但是，“保持”两字已成为一个值得怀疑的概念。美国人的思想分歧在“水门事件”时达到顶峰，因为它是美国内战以来最严重的宪法创伤和国内创伤。总之，越南战争及“水门事件”导致了一场向美国政策的一些基本原则挑战的危机。这些基本原则包括总统及国会间权力的平衡、人权法案的道德价值及外交政策必须永远服务于国内利益及国家福利的原理。
    （本文由王先亭译自David L.Anderson:《Shadow on the White House :presidents and the Vietnam War,1945-1975年》，欧阳跃峰校译。该书于1993年由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出版。译者已获出版商同意，翻译并发表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