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福特于1974年8月接替尼克松总统之任时，总统职权已出现危机，并且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厮杀仍在继续。尼克松因惧怕弹劾而不得不辞积，这就使得副总统福特成为白宫的新主人。当美国面临来自世界的严重挑战（如全球性的能源危机及中东地区的不稳定）时，总统职权的危机极大地限制了新任总统的领导权。同时，1973年的《巴黎协定》又未能为东南亚带来和平，战争在那里依旧进行着，并已使美国支持的南越及柬埔寨政府处于崩溃的边缘。在国务卿基辛格的帮助下，福特总统试图遏制在印度支那的战争，以维护美国支援盟国的形象并防止国会僭取总统在外交方面的权力。在福特就任总统后，虽然共产党的部队节节胜利，但他却能在军事及外交决策的一些主要方面发挥总统应有的作用。另外，福特与国会领袖间就如何对美国入侵东南亚的结局作出反应而进行的斗争，象征着战争已影响到美国的政治结构。（16）
    虽然就美国外交政策而言，越南战争的教训是深刻的，但它对美国国内的影响也很显著。民主制度的健康依赖于选民及其代表间的交流与理解。越南战争及与此相关的“水门事件”造成了一系列反常的政治现象。共中之一便是在联邦政府内总统职权的不断扩大。这种“特殊的总统职权”必然导致国会不能经常履行其牵制执行机构的职责。战争的第二个消极影响乃是人们在政治活动中的互不信任。不仅公众开始不相信领导者，而且领导者也不信任公众。此外，战争还带来许多社会经济问题，如通货膨胀、“伟大社会”改革计划的失败及代沟的出现等等。这些异常现象不仅导致了始于“冷战”的国内和谐的结束，而且加强了源于福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联邦政府的权力结构。1961年，肯尼迪还在重申美国传统的自由信条，即美国愿意承受任何负担和代价来保卫自由。但到越战后，美国公众则开始对要求人们奉献的呼吁及提出这种呼吁的政治家们表示怀疑。
    许多越战的批评者把这种现象视为“特殊的总统职权”的一种表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总统们一般都尊重宪法条规，即只有国会才能宣战。但在朝鲜战争中，杜鲁门却在国会没有宣战的情况下动用美军去朝鲜作战。艾森豪威尔虽未发动总统的战争，却成功地否决了布雷（Bricker）修正案，这个修正案试图在外交领域中让国会限制总统的自由。同样未与国会商量，肯尼迪批准了反对古巴共产党政府的军事行动，并因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一事而几乎与苏联达到了核战争的边缘，还秘密地组织推翻及暗杀吴庭艳总统的活动。在约翰逊的欺骗下，国会于1964年几乎一致地通过了“东京湾决议案”。到1970年止，这个决议案是约翰逊及尼克松在越南大规模地持续地面和空中战争的唯一明确的立法依据。
    早在1966年，一些有影响的参议员，例如J.W.富伯诺特（J.William Fulbright），就开始责问白宫关于越南问题的原则和目的，但国会却拒绝限制执行机构的权力。到60年代后期，国会虽一直在听证有关美国在印度支那的政策，但对战争的拨款却没有停止，更不用说立法方面的限制了。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其中包括国会害怕抛弃那些正在前线作战的军人，不愿意在美国政策作出重大转变中承担责任，以及国会中一些委员会主席的好战态度。直到1970年总统把地面战争扩大到柬埔寨后，国会才废除“东京湾决议案”并通过库珀－丘切（Cooper-Church）修正案，禁止总统不通过国会而扩大战争。到1973年尼克松开始从越南撤军时，国会才又通过“战争权力”法案，它授予立法机构以召回部署于海外的美国部队的权力。（17）
    虽然国会对“特殊的总统职权”作出的上述反应是越南战争的产物，但它们并未彻底划清“执行机构与立法机构”间的界限。在调查“水门事件”、批准美国与苏联签署的第二轮限制战略性核武器条约，以及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力量等方面，国会山的态度是积极的。但另一方面，“战争权力”法案及其它一些越战后的措施并未直接限制里根总统在黎巴嫩、格林纳达、波斯湾和布什总统（George Bush,1989-1993年）在巴拿马的军事行动。在1990-1991年反对伊拉克的战争中，国会又默认布什派遣50万军队去海湾地区。到目前为止，国会还未用“战争权力”法案否决总统们的任何一项军事方案。
    除宪法问题外，越南战争还在美国政治体制中造成了一条信任方面的鸿沟。1964年8月，“东京湾决议案”被通过时，国会、舆论界及大多数美国群众都认为美国支持南越政府是一项正义的、担负得起的事业。同年11月，选民们继续支持约翰逊的内政外交政策。然而此后数月间，随着美国侵越战争代价的不断增加，民众的疑虑也随之增加，并且要求政府对此加以解释。这种怀疑主义起初发展很慢，但自1968年起却急剧扩展，因为当时越南共产党部队的“新春反攻”戳穿了约翰逊政府那种和平就在前面的谎言。为此，约翰逊在当年的大选中惨败，并且他的政府也受到攻击。在政府官员圈外，舆论界及新生的反战运动成为民众疑虑情绪的主要传播媒介。
    当备受尊敬的CBS主要播音员康赖特（Walter Cronkite）阅读有关“新春反攻”的报导时，他惊叹道：“怎么回事？我以为美国正在赢得这场战争呢？”（18）在约翰逊使侵越战争升级之初，新闻界的消息来源一般都来自官方。这种所谓“既定的报导”在“新春反攻”前极为流行，尽管国会的听证会及一些无畏的记者开始向新闻界提供了一些非官方消息。“新春反攻”后，舆论界开始不断地批评官方的解释，并在加深政府与民众信任鸿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关于越南战争的一些事后报告，如从1964年至1968年担任驻越南美军总司令的维斯特摩兰将军（William C.Westmoreland）的报告，便责怪新闻界使得美国人民失去了继续作战的意志。但是大多数客观的观察家则认为新闻界并未制造任何信任鸿沟。相反，这种鸿沟产生的原因是美国政府在越南的目标与实际间的不一致。1971年，《纽约时报》刊登的一部分“五角大楼文件”（它是一份记录越南战争时美国国防部决策的秘密文件）基本上证实了舆论界的观点，即华盛顿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看法肤浅。（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