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1971年共产党政变，尼迈里认为是苏联策划的。由此，苏丹政府对外政策由亲苏联、东欧转向亲西方。英、美等国为了拉尼迈里，开始中止对苏丹南方反政府力量的援助，转而援助苏丹政府，同时对慈善机构和苏丹周边亲西方国家施加压力；加之苏丹政府的睦邻友好政策及邻国的内部变化，令自信能够武装解放南方的阿尼亚尼亚领导人意识到：“我们的朋友海尔塞拉西皇帝、阿明将军、蒙博托将军，他们的立场可能发生变化，随时都会成为苏丹政府的朋友，即便不会如此，他们的人民也可能更换他们，他们也可能死去。无论如何，我们从这些国家得到的军事援助都敌不过苏丹政府的力量。从而任何明智的人都不可能梦想在军事上战胜苏丹政府”。⑨
    第四，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因为长期受厄立特里亚问题困绕，他在埃、苏两国关系正常化后，迫切希望苏丹实现南北和解，以便埃塞俄比亚如法炮制，所以极力从中斡旋。
    在上述国内外形势的推动下，1971年11月9日。苏丹南北双方开始在亚的斯亚贝巴进行秘密谈判。这时，政变劫难过后的苏丹政府尚未恢复元气，尼迈里感到南北和解对于巩固政权实有必要。12月初，他密令刚刚开始旱季攻势的政府军除自卫外减少对阿尼亚尼亚部队进攻。同时，根据南方人要求，指示政府宣传构停止反阿尼亚尼亚宣传。由于双方都有诚意，1972年2月16日，秘密谈判转入正式会谈，且逐步取得一致意见。2月27日，最后达成亚的斯亚贝巴协议。1973年尼迈里政府颁布的世俗宪法将亚的斯亚贝巴协议的基本精神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尼迈里作了他的前人不敢作、不愿作的事，与南方同胞成功地签署了亚的斯亚贝巴协议。根据协议，南方人在南方纳入苏丹版图以来第一次获得与北方人在政治上平等的权利，“南方各省组成一个享受在苏丹民主共和国范围内的自治权利的地区”，⑩地区立法会议有权发布适合本地区传统、习惯的各项法律；苏丹政府第一次明确承认“伊斯兰教、基督教和传统宗教是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中的现实”，反对信仰歧视、确认宗教平等；第一次明确承认苏丹的阿拉伯和非洲双重属性，规定英语为南方官方工作用语和全国科技、外贸用语，带有明显非洲特点的南方音乐、舞蹈和民间艺术得以自由发展；第一次将发展南方经济提上日程，确定了实现南北经济平等的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规定南方自治区有权“开发、利用本地区财源，以发展和管理南方地区”，（11）发生在南方的一切经济活动利、税都归南方金库；第一次确定南方人在国家军队中的位置，规定苏丹南北居民按人口比例共同参加国家安全防卫。
    列宁说过：“对待民族利益的唯一正确态度就是予以最大限度的满足，就是创造条件来排除在这一方面引起冲突的一切可能。……只有对各个民族的利益极其关心，才能消除冲突的根源”。（12）尼迈里以其签署的亚的斯亚贝巴协议满足了南方人要自治、要发展的民族利益，给了南方人以各方面与北方平等的权利。从而，世代延续的南北矛盾得以缓解，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国家得以和平建设。正如尼迈里所意识到的：解决南方问题是“最大的胜利，这一解决的成功使政权更稳固，得以对付其他挑战”。（13）亚的斯亚贝巴协议签订后，尼迈里政府解除了后顾之忧，开始集中主要精力对付千疮百孔的落后经济的挑战，迅速调整经济政策，外国投资者因之对苏丹政治、经济环境信任骤然增加。1972-1973年度，涌入苏丹的外国资本从300万美元增至2.27亿美元，（14）投资遍及工业、农业、矿业、交通等各个领域。南方难民返回故里重建家园，工、农、商、学百废俱兴。南北居民间开始互相往来，关系逐渐融洽。在这样的氛围中，1974年，中央政府与南方自治区政府达成了开发南方丰富水源，用于尼罗河中、下游灌溉、发电的协议；同年，尼迈里批准几家外国公司在包括南方部分地区在内的苏丹土地上进行石油勘探。如果发现可观石油，苏丹可望由此脱贫，南方也可由“经济上依赖北方”变为能够为国家奉献。
    尼迈里对达成苏丹南北和解是有功的。这一点，历史不会忘记。
    （二）
    时势将尼迈里推向他的时代的高峰。如果他能随着亚的斯亚贝巴协议的签订真正树立起“对各个民族的利益极其关心”的思想，将书面协议条条落实，那么，南北冲突的根源是可以在他的时代消除的。但遗憾的是，尼迈里未能肩负起这一历史重任。
    和平维系了11年，1983年，南方战争又起，南北矛盾重新激化。究其原因，主要有三：
    第一，解决南方问题的思想准备不足。
    尼迈里执政初期，他对南方问题的认识并未达到6·9声明的高度。他在政变当天的声明里，只字未提南方问题。如前所述，尼迈里接受南方代表入阁条件的出发点，与其说是为了“彻底解决南方问题”，莫若说是为了使他的政府获得南方人的承认。事实上，6月12日，首都三镇的南方人组织游行，表示支持新政府后，他便达到目的，踌躇满志了。他的政府多数官员也以为6·9声明一发表，南方问题就算解决了。因此，1969年至1971年第一季度，政府发布的有关南方的文件都是鼓励阿尼亚尼亚成员投诚和鼓励流亡者归国。少数主张在6·9声明后应采取切实步骤的官员则受到打击。如1970年10月，内阁中南方成员提出政府与阿尼亚尼亚等南方各派进行谈判以实现6·9声明中让南方人自治的许诺的建义，竟在内阁会议上遭到围攻，被指责“支持违法者”；同年早些时候，苏丹驻英国大使与在伦敦的南方解放运动及阿尼亚尼亚代表接触。10月，对方领导层作出反应，表示愿意在苏丹统一的前提下与政府进行谈判。可是1971年1月，政府收到南方来信后，一置半年多未予答复，还于7月将驻英国大使召回。由此可见，尼迈里及其政府解决南方问题的思想准备不足。主要是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促使尼迈里将南北和解与巩固其政权联系到一起，促他下决心迈出和谈解决南方问题这一步。因为没有解决南方问题的牢固思想基础，亚的斯亚贝巴协议签订后，时过境迁，政局趋于稳定，尼迈里的指导思想也就容易随着形势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