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是继承与批判中世纪城市文学和骑士文学以及传奇文学的传统，吸取古典作品现实主义精神，而进行新文学的创作。从乔叟、斯宾塞、莎士比亚到马罗等名作家的作品，无论在人物、思想及创作构思都是同古典作品及中世纪的文学作品以及历史人物有着密切关系。如《仙女王》中的人物和思想结构是吸收了英国中古亚瑟王及骑士文学中人物及结构，歌颂当代的明主贤君伊丽莎白一世，采用骑士游侠赞扬英国太平盛世，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和悲剧等借用英国古人和外国历史人物，描绘、揭露十六世纪现实社会生活的矛盾斗争，借古讽今以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因此，莎翁的戏剧表现广阔，反映深刻，概括着极为丰富的社会内容。其作品取材于本国及外国的历史传说，文学资料、各种文学体裁，很多史实、故事并非发生在英国，但在实质上都是英国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社会生活。
    其三是严厉揭露批判等级君主内部斗争及发动战争的罪恶，满腔热情歌颂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赞扬祖国处于繁荣的盛况，并在一定程度上同情广大人民群众所受的苦难。
    英国自封建等级君主制建立之后，封建主集团内部斗争不断，并对外发动对法兰西的百年战争。其结果使封建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终于爆发长达三十年的玫瑰战争，带给人民深重的灾难。乔叟在《坎特雷的故事》不仅揭露僧俗封建主的罪恶，而且还批判天主教会僧侣阶级欺压城乡人民及糟蹋农村良妇的罪行。其作品成为当时整个社会的缩影。莎士比亚的创作更是明显而突出地反映当时社会的现实状况的。莎士比亚更是通过一系列的历史剧，遗责封建统治阶级搞分裂割据的罪行，支持及赞扬政治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作者通过历史剧着重表现人文主义政治理想，同封建领主割裂统治势力间的矛盾斗争，反映了莎翁对民族、国家命运的关注。在其喜剧中则以处理爱情、婚姻、友谊为主，表现了人文主义人生理想同现实的矛盾，反映了作者要求打破封建思想桎梏，摆脱资本主义金钱势力影响，自由发展个性的强烈愿望。由于作者对理想充满信心，剧情中矛盾冲突一般都能得到比较圆满而顺利的解决，或者表现为理想获得胜利，或者恶势力受到应得惩罚，因而戏剧就具有明快乐观的气氛。
    到了1601--1607年，英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化。伊丽莎白统治的“盛世”已经过去了。都铎王朝已被斯图亚特王朝所取代，詹姆士一世登台，专制王权倒行逆施，腐败专横，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新兴资产阶级、新贵族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力量进一步发展，和王权的联合终于破裂。与此同时，圈地运动新高潮所造成的农民破产状况进一步发展，广大劳苦群众也对现实强烈不满，英格兰中部农民再次揭竿而起（1607年），整个英国社会矛盾重重，动荡不安。作者目击人文主义理想同现实的深刻矛盾，感到和谐地解决这种矛盾已是不可能，从而推动他去注意各种矛盾的本身，去认识各种罪恶的根源，思想更清醒，认识更深化，使其人文主义与现实结合得更紧密；但另一方面，他和现实进一步接触后同时又暴露其人文主义思想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出来。
    迨至1608--1613年时，斯图亚特王朝的专制王权更加反动腐朽，资产阶级新贵族的力量极大地发展，各种社会矛盾，在上面基础上进一步激化，莎士比亚仍然坚持人文主义思想，但已觉得穷途末路，无从解决，作者在创作中转向幻想，力图寻找超自然的智慧力量，解决各种矛盾，幻想实现在现实中不能实现的理想。莎士比亚在其《辛白林》（1609年）、《冬天的故事》（1610年）、《暴风雨》（1611）等传奇剧就是由原来悲剧创作转向传奇剧创作的具体表现。它们的内容仍然坚持着理想同现实的矛盾，对现实仍继续有所揭露，但其重点则在歌颂智慧力量，宣扬宽恕谅解，表现理想已属虚无飘渺的东西了。
    由于莎士比亚的剧作能真实地反映现实社会，大胆地进行揭露批判，使其成为千古不朽著作！马克思曾引用泰门诅咒黄金的台词、阐明莎翁绝妙地描绘金钱的本质：“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这东西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人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劣的变成高贵的，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德国诗人海涅对莎士比亚对爱情描写，更是敬佩得五体投地。他在《莎士比亚的少女和好人》这篇文章中，极其生动的描绘了自己对《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克莉奥佩特拉、《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朱丽叶和《暴风雨》中的米兰达所体现的三种爱情的印象：
    “你好比可怕的彗星，美丽的克莉奥佩特拉”，“它带着光焰的尾巴，混乱地旋转着冲向天空，如果不会毁掉，也会骇走它的路上的一切星体，最后便悲惨地粉碎，一团烟火似的迸为千万粒火花”。
    “假如炽烈的太阳也有月亮的柔和，那我就能拿它同你相比啊，米兰达！”
    然而海涅赞赏不已的这些形象，归根结底因为他们真实：
    “真实永远是莎士比亚的爱情标志，无论它化身为什么形象，她可以叫米兰达，或者叫朱丽叶，或者甚至叫克莉奥佩特拉。”（25）
    其四，是具有民间戏剧的表演传统，拥有极广泛的社会群众基础，最有效地揭露社会矛盾和教育人民。在文学作品中以乔叟的《坎特伯雷的故事》成为当代社会的缩影，大胆地揭露英国现实世界的罪恶、同情广大劳动人民的灾难和不幸。因此，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文学创作成就巨大。十六世纪，英国戏剧创作众多及演戏特别频繁，引起当时清教徒的猛烈攻击。葛逊在《演员五错》中，竟然把戏剧写成“邪恶行为、暴动及通奸的粮食”，演员则是“邪恶的人，教人放纵的老师”。抨击戏剧者从喜剧中看到的是邪恶及流氓行为的写照，从悲剧中看到的刺激谋杀、阴谋及反叛的各类例子，伊丽莎白女王即位初期，星期天通常是演戏的日子；戏剧开始是用吹号通知的，犹如教堂鸣钟召唤善男信女进教堂举行午后祷告一样。许多教士发觉到自己的教徒逃避礼拜仪式而拥挤到剧院中去了。于是一位传教士问道：“一场肮脏的戏剧，在长号角的吹动下，立即可以召集一千人，不是远较一小时鸣钟声召集一百人来参加布道会快得多吗？”由此可见，十六世纪英国戏剧在社会上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再者，戏剧是上自女王、宫廷贵族、大臣，下自乡绅、行夫走卒都极喜爱；许多贵族，枢密大臣不仅与演员过从甚密，且对剧团给以保护，甚至如莱斯特伯爵及厄塞克斯伯爵等贵族组成剧团，他们对许多演员都给予热情接待和保护。再则，当时剧院分成两大类：一种属于贵族、宫廷王公贵族的，专供高等人物观看，资费高昂；另一种属于低级及人民群众的，如环球剧场即属此类种类，收费低廉。1599年，立位的票价是一个便士，楼座是二--三个便士，在舞台上的座位略为贵些。观众成份十分广泛，都是城市平民和城郊农民下层人民。1623年以前，甚至伦敦的剧院都是木制的，多是角形剧场，内部数重环形楼座，可以容纳两千人观剧；这些都是低级观众。至于乡间的剧场更是不胜枚举。此时演员人数多如过江之鲫。每逢佳节，几乎任何城镇，穷乡僻壤都可以看到巡回演出的戏子。他们在城市中广场、酒店、院落、马厩、大厦、或在教堂落成盛典中演出。由于上述原因，推动了剧作和戏剧的空前发展，促进了人文主义思想的广泛而迅速地传播，动员了广大人民群众起来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