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工业化时代的农民家庭经济虽也是一种自足式经济，却面临与传统农民不同的生存条件，使用价值的获取必须通过市场交换。因此，家庭手工业生产卷入了市场关系，家庭劳动价值的实现不再象传统农民那样表现为直接获取使用价值的农副产品上。但是，由于“茅舍经济”的二重性特征，即使家庭劳动价值在市场上实现，它仍不是由价值规律决定，它是部分地在市场关系之外生产和再生产自己的劳动力。这可以通过对家庭收入与单个工资劳动者的收入比较中看出。在十八世纪的佛兰德尔麻纺织业中，五口之家的日收入低于两个非熟练工人的日收入（13）。因为家庭中广泛使用妇女和儿童劳动。对“茅舍经济”来说，一方面“需要工业品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化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如果想在市场上成功，它的生产、再生产和消费方式不得不在，至少部分地在资本主义以前的范畴内进行”（14）。
    象传统农民一样，原始工业化时代的新式小农不是把房屋、土地或其它生产资料当作现实的或潜在的资本，而是看作保证家庭生存的手段。他们把生产和生活条件看作是对自己的劳动产品所有权的前提，即使当这种财产的物质基础已很脆弱，甚至在他们的劳动产品大部分已失去直接使用价值时仍然如此。因此，在原始工业化时代的农民经济行为中，总是把现金收入用作实际财产的获取上而没有积蓄，为了短期利益，不得不冒长期的债务危险，这使他们日益依赖于商人和高利贷者。
    “茅舍经济”的特点在一定条件下成了商业资本渗入生产过程的突破口，是十五、十六世纪西欧地区发生商业资本由城市流向乡村的关键原因。通过包买商制，“商人资本家购买了暂时还占有生产工具，但已经不再有原料的劳动力。这样他就保障了织工的经常就业。这样，他就能够压低织工的工资，使他们完成的劳动时间一部分得不到报酬。因此，包买商就成了超过他原来的商业利润以上的剩余价值的占有者”（15）。通过包买商制，具有非资本主义性质的“茅舍经济”被纳入了日益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范畴之中。农民也成了受资本家剥削的工资劳动者，原始工业化时代的西欧正在由一个收入基于土地和继承权的社会结构向基于劳动力的社会结构转变（16）。在这个意义上，原始工业化可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第一阶段。
    二原始工业化时代的经济特点导致了农民家庭发生了较大变化，家庭关系的基础不再是与共同体密切相关的土地和继承权而是以劳动力及其新的再生产条件为基础。
    没有仆工的核心家庭是原始工业化时代农民家庭的基本形式。在中世纪的西欧，孩子在成年以前要被送到别人家中做一段仆工，这可能是为了减轻家庭负担，让孩子在成年前学点手艺，也可能是一种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社会化方式。古德认为，十七世纪的清教徒把交换孩子或把孩子送给代理父母看作是一种克服父母娇惯孩子的办法（17）。我认为这仍然是由农民家庭经济所决定的。由于家庭经济中消费人口与劳动力的比例总是处于一种波动之中，当一个家庭孩子小时，劳动人手不够，消费人口太多。因此家庭之间存在一种人口流动是较为可行的办法。送孩子到别人家中，可以减轻一下消费压力，而别人家则可以有个帮手。仆工的存在意味着一个家庭中有些家庭成员不在家，而家中又有一些非家庭成员的“陌生人”在长大。原始工业化时代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虽然这时的新式小农仍是核心家庭，但家户的规模明显扩大。造成家户规模扩大的决定性因素是一大批未成年子女合居家中。（18）这并不表明他们更富有，也不是因为婴儿死亡率下降了，关键因素在于婚龄的提前和一种特殊的年龄流动模式（19）。原始工业化时代小农的孩子在未成年以前不再外出做仆工，而是更多地留在家中，并且结婚较早，这显然与他们家庭手工业生产特别需要儿童劳动有关系（20）。如从事纺织业的家庭，孩子要与父母一起工作，如果孩子离家外出，他们通常被作为受训练的人工“租出去”。
    正是由于年轻人较多地与父母生活在一起和婚龄的下降，使家庭人口规模扩大。但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并没有因之而形成传统式的主干家庭或多代合居的大家庭，仍然是一对夫妇和许多未成年孩子组成的核心家庭。儿童不断地成为家庭劳动力是他们在父母家中的社会化过程，他们的早婚也没有引起三代同堂家庭的形成和代际之间的密切关系。相反，由于农业基础的丧失和市场关系的发展，传统的制约家庭关系的因素受到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