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家庭经济、家庭结构与土地关系密切。由于土地资源的有限性，家庭实施多代合居，通过控制唯一作为生产生活资料基础的土地权，上一代控制了下一代的家庭关系（21）。在原始工业化时代，财产继承作为家庭结构的重要性让位于家庭作为一个劳动单位的重要性。这不仅减弱了父母对年轻人的婚姻的控制，同样也放松了辈份之间的那种因继承关系而形成的家长制关系。因此，尽管父母希望孩子留在身边，但他们没有对那些想离家另立门户的子女的约束力，婚姻与家庭关系逐渐脱离了家长制的控制。
    夫妻双方的婚姻条件也发生了变化。当时很多上层人士对原始工业化中的小农们的那种没有嫁妆只有两个纺轮的婚姻不理解，称之为“乞丐婚姻”。马蒂内·塞加勒研究表明，在原始工业化地区的织工中，同种职业性婚姻比例相当高，乡村中从事家庭手工业的家庭构成主要靠的是双方最佳的潜在工作能力（22）。婚前证明的一个妇女所具备的工作能力对其婚姻影响远远大于其父母职业、财产状况及社会地位所表现的家庭背景。这使得双方婚姻具有更多的个人选择成份，也影响到了婚龄的提前。由于原始工业化时代的新式小农们靠的是劳动力而不是土地，这就要求男女双方在其生命周期尽可能早的时候，即具有较强工作能力的时候组成家庭，这是年轻时最易达到的条件。
    这种家庭构成机制必然影响人口的变化。对家庭劳动力的依赖不仅引起早婚和夫妇双方共同参加工作，也引起了对儿童劳动的需求，从而引起人口上升。大卫·莱文认为原始工业化时期（即从“茅舍工业”（cottage industury）兴起到产业革命）是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23）。这种持续不断的人口上升经常与经济的波动形成矛盾，尤其是当它处在家庭周期的低谷时，矛盾更尖锐。能工作的儿童固然是家庭劳动力的来源之一，但在他们有能力工作从而对家庭经济有所贡献之前，他们既限制了家庭生产能力又增加了家庭的消费负担。不停的生育减弱了母亲的工作能力。这种生产与再生产的分离，时而使家庭经济勉强维持下去，时而把它抛进贫困的深渊。如果孩子中大部分已能从事工作时，家庭周期的高峰就到来了。所以，让孩子尽可能早地工作，对父母和家庭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孩子们不可能与父母长居在一起。男子一般在22岁到23岁，女子一般在18岁到19岁即结婚。一旦他们婚后另立新家，父母和弟妹们不得不又处在了一种贫困之中。父母是因生儿育女而贫困；因子女成人而受穷；又因他们的成家再度陷入贫困之中。
    原始工业化时代小农家庭结构的另一重要变化是两性之间的分工、家庭内部权力地位和家庭其它关系的变化。在新式小农的家庭中，没有通常在传统农民家庭中所存在的男女之间的分工。传统农民是男耕女织，男子在户外工作，妇女操持家务，包括制作家用手工业品、管理菜园、制奶酪、照料家畜家禽和赶集等（24）。新式小农中夫妇角色被改变了或相互取代，男子进入了从前由妇女从事的工作场所，虽然由于家庭中的仍保有少量土地而没有完全放弃户外工作，但在工业领域妇女和男子的劳动功能具有很强的同化色彩，妇女可以从事制剪、制钉和组织货源，男子则可以在纺织和花边业中大显身手。偶然情况下，还颠倒了传统地位，妇女完全放弃家务专心从事生产，男子则承担起家务，以至于上流社会的人们认为这是亚当夏娃式“自然秩序”的颠倒。但对从事乡村手工业生产的小农来说，并不具有什么身份性问题，男子愿意承担烹调、洗刷、挤奶的工作，以免打扰了勤勉工作的妻子（25）。这种不考虑性别和年龄的家庭劳动分工甚至影响了生产以外家庭成员的身份，社会行为特别是消费和性观念同样受其影响。在新式小农的“社会圈子”中，常用“在一起饮酒和抽烟的方式给两性以同等机会去表达他们的需要。男女双方兴趣和行为的相似性不仅仅表现在被动的消费方面，也表现在主动维护传统的生存规范方面”（26）。如妇女广泛地卷入了食品骚乱之中，“在公共骚乱中，她们是暴力和残暴的先驱”（27）。
    在两性关系方面，由于家长制的统治因财产和继承权作为家庭的前提条件的重要性的降低而松驰，结果是更多的个人选择和自由地组织家庭，这反过来又造成情感世界的变化。婚姻的选择和性观念仍然以工作过程为基础，因为家庭经济依赖于夫妻双方的劳动力，并通过人口再生产而不断地再生产。但情爱的表达方式是以一种特殊方式与家庭本身相联系的（28）。他们通过在一起工作而相互交往，又通过工作过程中的交往、交谈，甚至为打发时间的调情来表达自己的情感。日常生活行为的变化也引起了性行为年龄降低和男女性观念的趋同。中产阶级观察家认为这是“不道德和不知羞耻”的性自由。上层社会以自己的标准把这种趋同看是不平等反映，“这些阶级中，男性是保守者，而妇女是求婚者。……罗曼蒂克小说中通常的情节被颠倒了”（29）。
    原始工业化时代新式小农家庭的变迁使我们看到了早在工业革命前西欧现代劳动者家庭模式的出现，也是原始工业化的社会表现。
    三原始工业化时代的新式小农已与传统农民有了很大不同，其经济生活不是以土地占有或使用为基础，而是依赖于自身及其家庭劳动力。因此，从日常的生产生活方式到家庭结构和家庭观念都发生了不同于传统农民的变化。“茅舍经济”的特点和家庭的内在结构特点，决定了他们面临无产化的命运，是无产阶级的来源之一。但是，由于他们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仍是家庭，与传统农民家庭经济有联系，从而也决定了他们还不是真正的近代产业工人阶级。可以从原始工业化过程中看到乡村工人日益无产化的悲惨命运，他们逐渐成了除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但他们在文化意识上还没有自觉。由于是一种家庭经济，生产者仍以各家为单位组织生产，社会化程度较低，因而也限制了他们的共同的阶级意识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