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小结
    中西商贸文化的杂交，是晚清中国商贸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晚清广州是中国近代最早受到西方商贸文化冲击的地区，不仅西方商业贸易的组织形式、经营方式和商人的生活方式对广州的商人起了巨大的示范作用，19世纪中期广州率先开埠后，英语成为中外商贸交流的重要交际语言，能否掌握一口实用的英语口语，可以说是作为一个成功的买办、通事、跑楼、跑街等涉外职业所不可或缺的条件。而活动在中外商贸之间的这些中介人所使用的英语也有层次高低之分，活动在码头、街头的通事掮客所说洋泾浜往往最蹩脚，而从事货物生意交易的通事经纪人一般要略好一些，洋行里的买办相对程度最高。
    璧经堂、成德堂、富桂堂、荣德堂、富桂堂、以文堂等主人最早认识到空间横向展开的这种历史力量对于外语读物的引导，注意到了广州地区这批新的职业化的读者群体的形成。他们没有丰厚的古典知识，又无进入教会学堂深造的条件，但是他们迫切希望掌握英文这一扩大生存机会的新的资本，特别是在广州这个变动之中的、充满着商机的通商口岸，英语同许多其他技能一样，是从事中外商贸行业的一种必备的手段，而这些《红毛通用番话》读本正是获取这份资本和扩大就业机会的主要学习材料。因此，广州最早成为印行多种《红毛通用番话》的地区就不是偶然的了。《红毛通用番话》读本的出版，培养了第一批能够说一口广东英语口语却又不能读英文的层次较低的码头通事和跑街、跑楼先生。一些没有时间和精力进入学堂深造的下层商贾或许就是通过这些番话读本来完成初步的英语学习的。
    由于中外交往中西方人也有学习汉语的要求，当时不少西方人都认识到“造成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互相憎恶和摩擦的原因是他们无法理解对方的语言和愿望”。[5](P60) 于是英国人罗伯聃最早在广州编译和出版《华英通用杂话》等书，试图消除由于语言障碍造成的恶果。他不是采用欧洲英语学习的经典教科书的方式，而是吸收了番话读本力求“本土化”的特点，又通过附载英文原文的方式弥补了红毛番话读本的缺陷。这种设计打破了学校教育对英语学习的垄断，开辟了一个满足普通商贸英语读者所需要的成人英语读本的新设计，可以说，《华英通用杂话》是晚清第一本适用于中外学习者学习中英双语的教材，在读者群体中应该属于层次相对较高的洋行里的买办。
    第一代英语读本的中国编写和出版者也是出现在广东。曾在香港马礼逊学校和英华书院接受英语系统训练的唐廷枢，及其兄弟唐廷植和唐廷庚，朋友陈恕道、廖冠芳共同参与了《英语集全》编纂、参校和同订。《英语集全》等英语读本的编写是中国近代英语教学史和中国近代外语出版史上的大事，该书的问世打破了比较正式的实用性的英语读本由外国学者编刊的局面，从而揭开了晚清以后更大范围、持续时间更长的接连不断的中国人参与英语读本编译和出版的历史。
    注释：
    ① 黄逸平《近代中国经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2年；张德昌《清代鸦片战争前之中西沿海通商》，载台湾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一编，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5页。
    ② 卫三畏曾见过有多达3000个词的手抄本红毛番话的词汇集。最近有内田发现了一个手抄本，并经周振鹤先生译解。该抄本记录了1400个左右的单词。参见周振鹤《内田发现的抄本〈红毛番话〉--题解与译解》，《或问》第10期，2005年11月。
    ③ 周振鹤《大英图书馆所藏〈红毛通用番话〉诠释》，载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05-410页。省城是指广东省城广州，《红毛通用番话》共16页，封面有持剑番人画像。
    ④ 《红毛通用番话》，省城璧经堂本，该影印本由内田庆市先生惠赠，特此鸣谢！
    ⑤ 关于罗伯聃的生平详见［日］内田庆市著《近代东西语言文化接触研究》，关西大学文学部2001年，第25-27页；另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474页。
    ⑥ 《华英通用杂话》上卷序，该书影印本由内田庆市先生惠赠，特此鸣谢！
    ⑦ 《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57年影印本，第686页。
    ⑧ 参见汪敬虞《唐廷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张富强《唐廷枢与近代民族企业》，载《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参见［日］中井英基《唐廷枢》，载［日］山田辰雄《近代中国人名辞典》，东京霞山会1995年，第783-784页。
    ⑨ 载《格致书院课艺》，癸巳年，中国图书集成印书局1898年；又载杨然青《格致治平通议》卷15，文教上，光绪壬寅鸿宝书局石印本；两文内容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