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5至1433年间明朝所开展的声势浩大的郑和七下西洋活动，不仅是中国航海史和世界航海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中国传统外交史上空前绝后的活动。最近一百年来，人们对郑和下西洋的出使目的、出使宝船、航海技术、具体航行区域、结果及意义等问题，进行了许多有益而且非常深入的研究，廓清了不少学术问题。不过，这些研究多是结合元明之际海外交通历史和明代永乐一朝历史进行的，而这段历史与此前的历史传统有何关联，并未得到人们的充分注意。具体来说，无论是派遣郑和出使西洋的明成祖，还是执行出使西洋任务的郑和本人，他们的决策行为和交往特征，必受一定的价值观念的支配和影响。而他们的价值观念又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形成的。因此，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角度探讨明成祖“遣使四出招徕”的外交决策行为和郑和在东西洋诸国的外交行为特征，也是推进对郑和下西洋研究所应采取的一条新路径。
    一、“真命天子”与“四海来归”
    --从政治权威角度考察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
    明成祖为何派遣郑和频繁出使西洋？《明史》的作者们在《郑和传》中曾写有如下意见：“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六月，命（郑）和及其侪王景宏等通使西洋。”[1]（《郑和传》）对于上面两种原因，当代学者们通过研究已经提出了质疑。
    就寻找建文帝的目的而论，有的学者认为：“郑和下西洋历时二十八年，耗竭巨资，遍历亚非三十余国，其长年累月、不惜代价而又漫无涯际搜寻，如果说仅仅为了一个‘仁弱’的建文帝的失踪，显然是不合情理的。”[2]（P1-13）而且，“纵然建文有出亡之可能，胡滢出访有踪迹之嫌疑，胡滢连夜被召见，漏下四鼓乃出。推而论之，则郑和至少在下西洋归国后也要叩见永乐帝才对，又为何六次下西洋连一次也未进见？甚至第二次尚未返回，便有第三次下西洋之诏，岂有不闻不问，不得确讯而再令出使之理。而且，即使是密敕，当也不能光靠郑和亲自察访，其随员也应知道一二，为何费信、马欢、巩珍辈却只字不提，更不用说朱棣是否会一而再、再而三直至六次地派郑和大张旗鼓地在同一地区寻找建文帝”[3]（P274-291）。
    就“欲耀兵异域”的目的而论，已有学者指出，郑和在下西洋过程中，并没有要侵吞他邦的行为。虽然郑和在下西洋过程中曾三次使用军事力量，但都是被迫的自卫反击行动，本无用兵攻伐的意图。因此，“郑和在海外的所谓‘耀兵’，应当是一种纯粹的以兵自炫，并通过‘体势巍然’的远洋船队，众多的人员和不计其数的钱财，为造成明政府这一名义上‘宗主’的虚假声势所作的铺张显耀罢了。其目的，是在于使海外国家‘知尊中国’，常怀‘敬畏’之心”[2]（P1-3）。这一解释，与《明史》作者们在《西域传》所持的看法也极为相近：“自成祖以武定天下，欲威制万方，遣使四出招徕。”[1]（《西域传》）那么，明成祖为何要采取“威制万方”并“遣使四出招徕”的对外政策呢？
    我们认为，明成祖之所以积极推行“遣使四出招徕”的对外政策，是与他缺乏政治权威相关的。我们知道，朱棣是以一个领有北边军权的藩王通过武力而登基成为明朝皇帝的。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他的登基完全不合封建正统、法统和皇统。按照封建社会的正统观念，他的起兵“靖难”行为纯属犯上作乱；按照其父皇亲自制订的《大明律》，他的行为又完全属于“十恶不赦”的犯罪行为；而依据其父皇遗诏所写：“皇太孙允炆仁明孝友，天下归心，宜登大位。内外文武臣僚同心辅政，以安吾民……诸王临国中，毋至京师。诸不在令中者，推此令行事。”[1]（《太祖本纪》）朱棣却举兵南下，也属弥天之罪[4]（P174-187）。因此，当朱棣至京师称帝后，有继续“练兵勤王”者，有登朝行刺者，有被缚后却以浩然之气对他责骂者，更有殉节而不肯与他合作者。我们从朱棣本人在永乐元年六月对全国文武官员军民人等的敕谕中，也可以发现他称帝之初所遭遇的尴尬处境。他在这封敕谕中说：
    “朕惟天生一代之君，必成一代之治。自古以来，莫不皆然。……朕以高皇帝嫡子奉藩于燕。高皇帝以燕地与胡虏接境，屡属以边事。后懿文太子薨，高皇帝以朕堪属大事，欲正位东宫，永固基本。不幸高皇帝宾天，允炆矫遗诏嗣位，戕害诸王骨肉，怀衅之意已甚，疑朕之心实深。即位未几，首遣奸臣围逼，如釜鱼置兔，决无生理。朕实不得已，起兵自救，初岂有心于天下哉！竟以一隅之众，敌天下之兵，三、四年间，大战数十，小战无算，制胜克捷，卒平祸乱，此岂人力所能为也。赖天地宗社之灵，父皇母后之祐，天命所集，人心所归，是以至此。朕自即位之初，不敢用一毫之私，思天下者父皇之天下，军民官员皆父皇之赤子，除更改父皇成宪、浊乱父皇天下之奸恶，悉已诛戮，其余文武官员，仍旧用之无疑。升赏黜罚，一从至当而已。夫以唐太宗、宋太祖尚用异代之臣，况朕父皇之臣，素非雠怨他人之比。近者间有无知小人，尚怀疑心，不思朕推赤心委任之意，居闲则妄生异议，处事则不肯尽心，此徒盖不达天命故也。人君代天理物，故曰天子；奉行天命，故曰天吏。若不有天命，凡有力者皆得之。且以近代论之，元有天下，海宇之广，生齿之繁，国用之富，兵甲之盛，孰得而胜之？及天命已去，群雄并起，我太祖高皇帝不阶寸土一民，卒平祸乱而有天下，盖亦用才于异代，释憾于怨仇，所以创业垂统，制礼作乐，身致太平，余四十年。由是观之，亦不越乎用人之所致也。我父皇积功累仁，圣德格天，天命眷顾之隆，垂裕无疆，故福被朕躬，以承大统。朕岂敢违天命与父皇之德，以为治乎！思朕往者亲当锋镝之际，所获将士，不杀一人。于此之时，尚不杀之，矧今既为天子，而肯私以怨恶加于人耶！故用人之际，无分彼此，视为一体。若尽忠于国者，虽雠必赏；若心怀异谋者，虽亲必诛。且以奉天征讨将士论之，从朕征战，身当矢石，万死一生，以报朕父皇之恩，其有犯法者，朕亦不宥。何则？法度本父皇法度，朕岂敢私！今天下一家，四海一统，军民相乐，共享太平。敢有不思太祖之恩，妄兴异议，自分彼此，心怀疑忌，志有不足，讪毁怨谤，不安其职者，必有天灾人祸。事发到官，族灭其家。朕仰遵成宪，俯察舆情，推至公之心，广仁厚之化，嘉惠海内，子育元元，欲比隆前规，以臻至治。尔天下文武官员军民人等，遵守朕训，各尽乃心，毋妄怀疑以速咎戾，则可以皆保富贵于无穷矣。故此敕谕，宜体至怀。”[5]（P187-189）
    从上引敕谕中的“朕自即位之初，不敢用一毫之私，思天下者父皇之天下，军民官员皆父皇之赤子，除更改父皇成宪、浊乱父皇天下之奸恶，悉已诛戮，其余文武官员，用旧用之无疑。升赏黜罚，一从至当而已。夫以唐太宗、宋太祖尚用异代之臣，况朕父皇之臣，素非雠怨他人之比。近者间有无知小人，尚怀疑心，不思朕推赤心委任之意，居闲则妄生异议，处事则不肯尽心，此徒盖不达天命故也”一段陈述可见，在当时朝廷的留用官员中还有人对朱棣极不恭敬，对他进行过非议。显然，朱棣于称帝后在官员队伍中还缺乏应有的政治权威。
    因此，朱棣的当务之急就是要通过各种措施来树立自己在国内的政治权威。而朱棣要树立自己的政治权威，首先就必须解决自己皇权合法化的基本问题。为此，他在敕谕中特别强调：“朕以高皇帝嫡子奉藩于燕。高皇帝以燕地与胡虏接境，屡属以边事。后懿文太子薨，高皇帝以朕堪属大事，欲正位东宫，永固基本。不幸高皇帝宾天，允炆矫遗诏嗣位。”同时，他在即位之初即安排专人重修建文帝时期已经修纂的《明太祖实录》，将不利于自己的史实删除，并使自己成为合法并且是父皇最中意的皇位继承人。对此，清初人夏燮在编写《明通鉴》时曾指出：“明成祖于建文所修《太祖实录》，一改再改，其用意在嫡出一事。”[6]（《义例》）所谓“嫡出”问题，即朱棣将生母碽妃易为高皇后之事，使自已有了以太祖嫡子身份登上皇位的合法理由。另外，他在敕谕中还特别强调：自己起兵靖难是遭建文帝身边的“奸臣围逼，如釜鱼置兔，决无生理。朕实不得已，起兵自救。”为此，他曾令臣僚编写《奉天靖难记》，以父皇重病不予通报为由指责建文帝不让他尽人子之礼，来论证自己发动“靖难之役”的合法性。
    同时，他还必须借助“天命观”来改变自己在人们心目中的“篡逆者”形象。因为根据先秦以来的基本说法，君主是天之子。他受天之命，执政天下。他在敕谕中也特别提示官员：“人君代天理物，故曰天子；奉行天命，故曰天吏。”并宣称自己：“初岂有心于天下哉！竟以一隅之众，敌天下之兵，三、四年间，大战数十，小战无算，制胜克捷，卒平祸乱，此岂人力所能为也。赖天地宗社之灵，父皇母后之祐，天命所集，人心所归，是以至此。”正是由于“天命眷顾之隆，垂裕无疆，故福被朕躬，以承大统”，就是说，他之所以能够在三四年间取得胜利，完全是“天命所集”的结果，而那些对他即位仍有不同意见的官员是“盖不达天命故也”。
    然而，要使那些带有封建正统观念的官员们完全信服自己，他深知除了文治武功外（他在军事上曾连续五征“漠北”的元朝残余势力，南灭安南国而设交趾布政使司，大力巩固和开拓疆土；文化上组织大臣编写《五经四书大全》、《古今烈女传》、《永乐大典》等书籍），还必须通过其他手段制造一些“天命所集”的证据，从而来提高自己的政治权威。
    根据传统儒家经书的描述，“真命天子”由于具有崇高的道德规范[7]（P116-117）[8]（P230-259），通常吸引了“外夷”的归附。《尚书》中就曾称，君王“德日新，万邦惟怀”[9]（《仲虺之诰》）；“明王慎德，四夷咸宾。无有远迩，毕献方物”[9]（《旅獒》）。《尚书大传》中还特别记载，周公辅助成王时有越裳国“重译而献白雉”。周公问来使曰：“德不加焉，则君子不飨其质；政不施焉，则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获此赐也？”越裳使臣回答道：“吾受命吾国之黄曰：久矣，天之无烈风淫雨，意者中国有圣人乎？有则盍往朝之。”[10]（《四夷部·南蛮一》“越裳国”条）因此，人们认为：外国派遣使节前来中国朝贡，应是中国天子有“德”的表现。如汉儒董仲舒就曾认为五帝三王之治天下之时，因为有王道，“四夷传译而朝”[11]（《王道》）。甚至明初日本人在抨击朱元璋的国书中也认为：“尧、舜有德，四海来宾；汤、武施仁，八方奉贡。”[1]（《日本传》）所以，对于朱棣来说，使用外交手段也可以丰富自己的“真命天子”形象。
    朱棣在即皇帝位的当年（他于1402年7月17日登基），就开始了大范围的派遣外交使节活动。当年8月29日，他就向东邻朝鲜派出了第一个使团，“遣使以即位诏谕朝鲜”[12]（卷11）；9月23日，他又“以即位遣使赍诏谕和林瓦剌等诸部酋长”[12]（卷11）；10月3日，他又“遣使以即位诏谕安南、暹南、爪哇、琉球、日本、西洋苏门答剌、占城诸国。上谕礼部臣曰：‘太祖高皇帝时，诸番国遣使来朝，一皆遇之以诚，以其土物来市易者，悉听其便；或有不知避忌而误干宪条，皆宽宥之，以怀远人。今四海一家，正当广示无外，诸国有输诚来贡者听。’”[12]（卷12）12月29日，他又向中亚的撒马尔罕等国派出了外交使团，通报自己即位的消息[12]（卷15）。在短短的四个月时间内，他所派出的外交使团已遍及东亚、东南亚诸国和北邻、西邻诸部落酋长。而进入他的永乐纪元（1403年为永乐元年）后，域外诸国也纷纷派遣使团予以回应，他的“遣使四出招徕”的政策取得了明显效果。
    明成祖为什么在即位之初就特别重视外交活动？他的外交意图是什么？永乐九年七月间他与吏部尚书夏骞义的一段对话，为我们提供了一份“供词”。一天，“上御奉天门。群臣皆侍，语及四夷。上曰：‘朕初即位，恒虑德不及远，今四方夷狄，皆归中心，更自警惕。盖虑志得则骄，骄则生患。朕与卿等虽隐微之际，皆当慎之。古人有言，不见是图。’吏部尚书夏骞义进曰：‘四夷慕圣德而率来陛下，笃恭不已，华夏貊家有所赖。’”[12]（卷117）所谓“德”，即“道德声望”。明成祖在即位之初“恒虑德不及远”，既说明朱棣当时对自己声望的焦虑，也表明他已有在“四方夷狄皆归中心”方面树立自己声望的意图。因此，我们认为郑和下西洋正是明成祖为了创造“四海来归”以树立自己的“真命天子”形象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