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四年(1381年)在全国强制推行的里甲制度，原创于江南地区①。这一制度，不仅是宋元以来江南地区农村基层组织长期衍变的结果②，同时也与明初十余年的酝酿分不开。为恢复江南这一当时经济最发达地区的社会经济秩序，保证新生政权急需的财政收入，朱元璋从接管该地区开始，就依凭强大的国家权力，以控制土地和人口为中心，以赋役征发为主要目的，在宋元基础上不断进行农村基层组织方面的改革。这些改革，最终导致了里甲制度的产生③。
    “人丁事产”的登记与农村基层组织
    保证朝廷的赋役征发，是推动明初江南地区农村基层组织恢复和重建的最大动力。而赋役的征发和农村基层组织的重建，又都必须以户口与土地(“人丁事产”)作为基本依据。因此，江南地区农村基层组织的重建，从一开始就与户口和土地的登记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建元之前，朱元璋就开始重视户口的控制和管理。至洪武三年七月，朱元璋因不满其接管的故元户籍的状况，下令各地未如期申报户口的，限期“自首”④。此时，正逢宁国知府陈灌在该府创制户帖，用于户籍登记⑤，太祖便于此年十一月下令在全国推广。这便是户帖制的由来。
    户帖的格式、内容，幸存至今。明代江阴人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一《半印勘合户帖》条载：
    户部洪武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钦奉圣旨：
    说与户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是户口不明白哩。教中书省置下天下户口的勘合文簿户帖，你每户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将他所管的应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写着他家人口多少，写得真，着与那百姓一个户贴，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来了。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姓，比不着的，便拿来做军。比到其间，有司官吏隐满了的，将那有司官吏处斩。百姓每自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过，拿来做军。钦此。除钦遵外，今给半印勘合户贴，付本户收执者。
    一户某府州县乡都保附籍户计家口男子口成丁不成丁妇女口大小事产墓地瓦草屋右户帖付某收执。准此。洪武三年十一月日。
    户帖的颁布是洪武三年，实施是在洪武四年，民间有称之为“洪武安民帖”的。除上述江阴的户帖外，在嘉兴、苏州、松江等地的材料中都发现了有关户帖的记载，在徽州文书中甚至发现了户帖实物。
    这些户帖的格式相同。第一部分为那条圣旨，第二部分为人户登记内容。首先是户口所在的府、州、县、乡、都、保，家庭人口状况，包括男子(成丁及未成丁)及妇女，其次是家庭财产状况。后来的黄册，基本上是依据户帖而进一步改进的。栾成显先生对此作过这样的评价：“如果我们将黄册与户贴加以对比，则可以看出，在户贴方面，黄册完全继承了户贴的一套做法。黄册与户贴的人丁登载事项，二者几乎完全一致。……所以，黄册继承户贴的一套做法，将户籍制度与赋役制度合而为一，有它的必然性。”⑥
    户帖制的推行，目的就是为了编户齐民，把人口纳入到朝廷的控制之下。就此点而言，效果非常明显。其证据之一就是洪武初期的人户数有了较多的增长⑦。
    洪武初期江南地区的户口登记，比单纯的人口统计更为复杂。首先，户类的区分十分严格。明初江南的户口登记，仍继承了元代以职业作为区分标准的户类⑧。其次，户口的登记，被作为农村基层组织重组的基础。类似洪武三年湖州府“小黄册”之类的改革，就是以这种户口登记为基础的。第三，户口登记，是与资产登记尤其是土地登记互为表里的，其目的就是为了征发赋役。户贴制已基本具备了黄册登记“人丁事产”的功能，加上当时几乎是同时进行的田产登记，使人户与田产的结合成为了可能。这对后来里甲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
    事实上，土地的清理和登记也一直在同步进行。森正夫先生曾以杭仲玉被派赴松江清理田额为例，来说明新王朝在占领苏州以后很快就开始进行江南地区的土地清查和登记工作。吴元年(1367)十月，司农司(吴元年七月设，洪武元年八月废止)之丞杭仲玉就被派赴直隶松江府等地经理田亩。杨维桢记道：
    元年冬十月，大司农丞杭公仲玉，奉命来淞，经理田赋。功成册上，无漏无溢。⑨
    洪武元年(1368)春，济宁路教授成彦明又被派往松江府经理田亩。对有关的情况，杨维桢也曾作过记载：
    (成彦明)以文墨长才为今天子录用。洪武元年春遣使行天下经理田土事，而成君在选中。分履淞之三十八都，二百一十五图。阅岁终，鱼鳞图籍成。父老咸喜其清明果决，竿尺有准，版帐不欺。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