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府宜兴县提调官主簿许穆 司吏扬□仕 作匠张□ 洪武七年月日
    以上所引砖文都有明确的年份记载。这些砖文显示，到洪武十年，江西、湖广以及直隶的部分府县仍没有实行总甲制。目前南京地区发现的洪武纪年城砖，最高年份也是洪武十年。王裕明先生通过砖文与方志的比对，发现了砖文中官员的任职年代，从而为推定总甲制实行的年代提供了有力的证据(22)。如南康府通判赵斌，因任当时该府的提调官而大量出现在砖文中，如：
    南康府提调官通判赵斌 司吏游清 都昌县提调官主簿房秉正 司吏张伯行 总甲□勤甲首魏诜 小甲马良 窑匠余名 造砖人夫汪均受
    王裕明先生从正德《南康府志》卷六《职官》中发现，赵斌任通判一职是时间在洪武十一年(1378)。据此可以推定，都昌县是在此年或稍后实行了总甲制。常州府的提调官通判汤德，也多次出现在砖文中；
    常州府提调官通判汤德 知事彭源 司吏张廷圭 无锡县提调官县丞周炳、司吏高彦总甲邓可仁 甲首李章 小甲冯进二 窑匠章裕 谢成 坯匠扬□□造砖人夫陈长 张福一□□福 严隆三 佘□(23)
    根据正德《姑苏志》卷三《古今守令表》中的记载，汤德于洪武十一年由常州府通判升任苏州知府。由此推定，无锡县的总甲制在此年以前已存在。池州府同知彭子冲，也出现在砖文中：
    池州府提调官同知彭子冲出 司吏朱仲实报 建德县提调官典吏胡永秀 司吏欧元吉总甲汪务名甲首刘仁辅 小甲汪尚中 窑匠苏祖胜 造砖人夫汪时英(24)
    从嘉靖《池州府志》卷六《官秩》中的有关记载可知，彭子冲任同知一职是在洪武七年之前，由此推定建德县的总甲制在此年以前就已存在。
    总之，就现存的材料而言，总甲制实行的时间在各地并不一致。其实，作为一种制度，总甲制的推行是有一个过程的，各地出现时间上的差异也是属正常。可以肯定，大约到洪武十年左右，总甲制已经在各地全面推行(25)。在里甲制实施后，因南京城仍在修筑，各地城砖的烧造也仍在继续，因此，总甲制可能仍延续了一段时间。
    那么，总甲制与当时的农村基层组织，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以目前的资料来看，朝廷专为城砖的烧造和运送而设立的总甲制，其基础仍应该是当时农村既有的基层组织。因为尽管总甲、小甲委以专人(26)，自成系统，但烧造、运送城砖所需的人夫、钱粮等，则仍须由原由的基层组织提供，宋元以来形成的一些基本原则，仍得到执行。
    “都”这一基本地域区划，自南宋、元代以来，不仅长期稳定，而且也一直是农村基层组织编制的最重要前提。上引江西袁州府分宜县或邻县的洪武七年均工夫砖、临江府新喻县洪武七年砖的砖文中，都明确标明了某“都”人夫或人匠。类似的砖文还有不少，仅举数例：
    分宜县二十三都造
    宁都五都清[？]号
    (侧面)十二都
    (横面)太一甲
    (横面)廿七都
    南康府提调官通判赵斌 司吏游清 星子县提调官主簿张德 司吏王昭 十三都人夫□□□
    南康府提调官通判赵斌 司吏游清 星子县提调官主簿张德 司吏王昭 十八九都人夫□□
    南康府提调官通判赵斌 司吏游清 都昌县提调官主簿房秉正 司吏张伯行 九都人户孙□
    有些学者认为，在墙砖上模刻这些资料，是为了明确责任，以备稽核。这种说法固然不错，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信息表明，经宋元以来长期衍变而日趋成熟的农村基层组织，被朝廷稍加改造后，就在当时的城砖烧造以及相关的徭役征发中，发挥着巨大作用。而“都”这一地域区划，又恰恰是农村基层组织编制和运行的关键。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现存的城墙砖文中，多次出现“里长”姓名。如上引洪武七年袁州府万载县和洪武十年黄州府蕲州的砖文中，就分别出现了“里长徐仕行”、“里长吴朝中”。本人与杨国庆先生在南京下关绣球公园堆积的回收砖中，也发现了一块分宜县烧造的城砖，其砖文如下：
    (侧面)分宜县提调官主簿□□司吏□□作头邓□□匠人李受一[横面]□都里长王□□□□张□□
    这些砖文表明，在总甲制实行以前，基层组织的头目“里长”也是各地城砖烧造及相关徭役的组织者。即使是在总甲制推行以后，里长仍应该继续发挥作用。这在现存砖文中也可找到近来杨国庆先生发现了一块残砖，似乎可以作为佐证。砖文如下：
    总甲严孟高，里长黄大四，窑匠黄原三，人户李如三。
    至于这些里长，是否与洪武三年(1370)湖州府“小黄册”制中的里长相类似，则有待于进一步求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