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①本文所指的江南地区，大致相当于明代南直隶的长江以南地区，以及浙江和江西两省。
    ②夏维中：《宋代乡村基层组织衍变的基本趋势》，〔北京〕《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
    ③日本学者较早重视洪武十四年以前的农村基层组织的研究，其重点是“均工夫”和洪武三年湖州“小黄册图”。如藤井宏《关于明初均工夫和税粮的关系》(《东洋学报》44卷四号，1962年)，鹤见尚弘《明代的乡村支配》(岩波《世界历史》12《中世》6，1971年)，山根幸夫《明代徭役制度的展开》(东京女子大学学会，1966年)、川胜守《中国封建国家的支配构造》(东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等。
    ④《太祖实录》卷五四，洪武三年庚戌条。
    ⑤《明史》卷二八一，《陈灌传》。
    ⑥(35)(38)栾成显：《明代黄册研究》，〔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页，第19页，第18页。
    ⑦如苏州府，洪武四年全府共计有人户473862户、人口1947871口(这一数字应是户贴制推行后的统计结果)，洪武九年计有人户506543户、人口2160463口。五年之中，人户增加了32681户，人口增加了21万余口。在洪武十四年第一次编纂黄册时，苏州府肯定还进行过一次户口统计，惜其数字未留下来。但万历《大明会典》卷一九《户部六·户口一》所记洪武二十六年统计数字，肯定是依据洪武二十四年(1391)第二次黄册编纂时统计的数字，可以参考。具体为人户491514户，人口2355030。这一数据与洪武九年相比，人户下降了5000余户，(不知是否与当时的移民政策有关？)人口则增加了19万余。从苏州府这几次的户口统计来看，明初数十年的户口数是持续增长的。这种增长，固然有自然增长的因素，但最主要的仍是清查户口失额的结果。洪武以后，江南地区如苏、松、常等府户口失额严重，其原因十分复杂。参李济贤《苏、松、常地区户籍人口消长述略》，《明史研究论丛》第四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⑧《大明律·户令》记载洪武元年令：“凡军、民、医、匠、阴阳诸色户，许各以原报抄籍为定，不许妄行变乱。违者治罪，仍从原籍。”从万历《常熟县私志》卷三《叙户》中的有关材料可以看出，这条诏令是被严格执行的。洪武四年，常熟县户口总计62285户，247104口，户籍被严格分类，其中儒户4户、僧户110户，道户4户；土工等匠38类共1456户，又分住坐、轮班二类；军户12797户，其中事故9750户，现在3047户；马站夫68户，水站户167户。
    ⑨杨维桢：《东维子文集》卷二《又代冯县尹送序》。
    ⑩杨维桢：《东维子文集》卷一，《送经理官成教授还京序》。
    (11)何炳棣：《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第107页；《南宋至今土地数字的考释和评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2、3期。
    (12)何炳棣：《中国历代土地数字考实》序言，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5年版。
    (13)栾成显：《洪武丈量考》，《明史研究论丛》第六辑，〔合肥〕黄山书社2004年版。
    (14)《明太祖实录》卷一八○，洪武二十年二月戊子条载：“浙江布政使司及直隶苏州等府县进鱼鳞图册。先是，上命户部核实天下田土，而两浙富民畏避徭役，往往以田产诡托亲邻、佃仆，谓之铁脚诡寄。久之相习成风，乡里欺州县，州县欺府，奸弊百出，谓之通天诡寄。于是富者愈富，而贫者愈贫。上闻之，遣国子生武淳等往各处，随其税粮多寡，定为几区。每区设粮长四人，使集里甲耆民，躬履田亩，以量度之，图其田之方圆，次以字号，悉书主名及田之丈尺四至，编类为册，其法甚备。以图所绘状若鱼鳞然，故号鱼鳞图册。”对于引文中“先是，上命户部核实天下田土”的具体时间，栾成显先生根据沈文《圣君初政记》、《明史·陈修传》以及徽州地区的方志材料，认为是在洪武十五年前后。但从《圣君初政纪》的记载来看，江南地区的时间可能更早些。《圣君初政纪》载：“(洪武)十三年户部核实天下土田，惟两浙富民畏避徭役，往往以田产诡托亲邻、佃仆，谓之铁脚诡。久之相习成风，奸弊百出，谓之通天诡。上闻之，遣国子生武淳等往各处，查定细底，编类为册，其法甚备，谓之鱼鳞图册。”这次针对江南地区的土地核实，时间长达七年左右。可以肯定是，这次清理是严格意义上的土地丈量，其效果也很明显。现存洪武二十六年江南各府县的田地数，基本上可以被看作是这次清理的结果。如果与洪武初期作相应的对比，就会发现有不少地区的田地出现了增长。如苏州府，洪武二十六年的田地总额为98506顷71亩，与洪武初期的数字相较，增加了三万多顷，幅度应不算小。尽管导致田地增额的原因很多，但也不能否认此次清查所发挥的作用。
    (15)《明太祖实录》卷三，洪武元年二月乙丑也有相关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