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致用之说是清初学术的主干。清初诸儒在反省历史文化传统时的一个共同的趋向 ，就是竭力张扬儒学中的实学传统。自明万历末叶兴起的经世思潮，至清顺治、康熙间空前高涨，“神州荡覆，宗社丘墟”的现实，促使清初的广大学者把视线转对政治问题的思考和现实社会问题的解决。在这样的历史情境，实学思潮沿着两个方向发展，即从政治思想上，批判君主专制，张扬民族意识，要求解决现实的政治弊端；从学术思想和学术研究中，批判宋明理学，关注国计民生，要求“崇实黜虚”。两条思路的合流，构成了清初经世致用学说的内容和特色。清初四书学者群体的民主与民族意识笔者另有专文论述，这里，从学术思想和学术研究方面对清初四书学的经世致用特征加以揭示。
    一
    首先，理学名臣和学术上专宗程朱的学者如陆陇其、王夫之、陆世仪等学者的四书学 中蕴涵着鲜明的经世意识。
    在清初，出于用人和行政的需要，康熙皇帝通过对理学的提倡，把清初的理学直接引 向崇实黜虚，强调躬行实践的轨道。这一学术导向得到朝廷理学大臣的呼应。陆陇其是 被清代统治者抬得很高的一位理学大臣，综合其四书著述，其经世致用的思想主要包括 三点：其一，出于经世的立场，学术上尊朱黜王。在《松阳讲义》、《四书讲义困勉录 》等四书著述中，陆陇其对姚江一派的后学黄宗羲、孙奇逢、李颙三派学术详加辨析和严厉驳斥。他指出：“考有明一代盛衰之故，其盛也，学术一而风俗淳，则尊程朱明效也。其衰也，学术歧而风俗坏，则诋毁程朱之效也。每论启、祯丧乱之事而追原祸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姚江，故断然以为今之学非尊程朱黜阳明不可。”(注：陆陇其：《三鱼堂文集》卷8，国家图书馆北海分馆馆藏本。)在考察明亡的历史教训时，陆陇其认为明不亡于盗寇，不亡于朋党，而是亡于姚江学术，故而激烈驳斥王学。其二，提倡实学实行。陆陇其认为，实行必由乎实学，“致知亦包得力行”(注：陆陇其：《松阳讲义》卷3，《四库全书》文渊阁本。)。他说：“大抵天下无实行之人则不成世道，然实行必由乎实学。若不学而徒言行，则所谓行者岂能丝毫无歉，或反做成病痛；故自古笃行之人皆好学之人，未有不穷理不读书而能笃行，一无病痛，笃行而已。”(注：陆陇其：《松阳讲义》卷4，《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其三，通过阐发“格物致知”，强调要在学问思辨中致知，在人伦日用间穷理。他说：“夫格物可以致知，犹食可以饱也，今不格物而自谓有知，则其知者妄也，不食而自以为饱，则其饱者病也。”(注：陆陇其：《松阳讲义》卷1，《四库全书》文渊阁本。)提出“道不外人伦日用之间。人之所以为人，全在乎此，不可须臾离也”(注：陆陇其：《松阳讲义》卷1，《四库全书》文渊阁本。)。鼓励人们于人伦日用之间进行道德践履。
    注重以实学经世，同样亦是王夫之四书学的一个特点。王夫之在其四书著述中就常常 参以后代史事，来发表经世议论，如借对“赵孟頫之仕元，许衡之讲学”的讥讽，来影射他对当时知识分子不辨华夏夷狄之大防的看法，强调德与财有本末内外的区别，就是他求学术经世致用的一种体现。他说：“德为万化之本原，而财乃绪余之必有”，认为德是本和内，财为末和外，认为“上惟外末而不聚财，上无过取而人有余资，财散于下而不积于上，则民安其生而生聚蕃矣”(注：王夫之：《四书训义》卷1，《船山全书》，湖南岳麓书社1990年。)。正是从王朝长治久安的角度，王夫之对经济和道德的关系发表了看法。再如他考释《四书稗疏·孟子上篇》“五十而贡七十而助百亩而彻”条云：“《集注》以谓三代授田之制……自杨炎两税以后，古制尽灭，易起群惑。大要古者以田从户，唐、宋以降以户从田，流至今日，遂有随粮带丁之事，一切以田为准，而户口皆为虚设。若古者之制，特致详于户口……若张子之所为者，非愚所敢知也。”(注：王夫之：《四书稗疏·孟子上篇》，《船山全书》，湖南岳麓书社1990年。)通过考辨税制的沿革，考释税制从任力役向任土地的演变，特别是从三代授田制向唐代并庸调入租的两税制及明代张居正随粮带丁制之重征地亩赋税制度的演变，指出当时税制的弊端，并指责后世统治者的残暴。尽管王夫之对经济与道德关系、对税制的看法只是他个人对经济现象的思考，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存在相当大的局限性，甚至把他的部分经济思想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比较落后的，但在当时的实学思潮背景下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对税制沿革进行考论本身就颇具经世致用的意义。
    再如陆世仪，其《思辨录辑要》一书以《大学》八条目为则，天文、地理、河渠、兵 法、封建、井田、学校无不论列。他强调封建、井田、学校为致知之大纲，认为郡县制 不足以图治，而应当恢复古老的宗法封建，主张复古，以三代之法治天下，强调以三代 之法治天下，其要在于封建，并主张儒治，倡导学校教育，尤其是强调古代学校教育的 内容是学习六艺，具有明显的学术经世取向。尤为可贵的是，他十分强调算学，认为“ 凡天文律历水利兵法农田之类，皆须用算学者”。他说，“数为六艺之一，似缓而实急 ……不知算，虽知算而不精，未可云用世也。宋崇宁中，曾立算学假疑，设数为算问， 是亦一法。然至于另设庠序，以黄帝为先师，则赘而近于戏矣。”(注：陆世仪：《思 辨录辑要》卷1，见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山东齐鲁书社1985-1988年。)在当时， 西方近代科学已经传入中国，陆世仪对西学抱肯定态度，他认为西学有其优长之处，但 也不可偏废中国古代传统的占验之法，直接把谈五星之行提高到谈国运的高度，他说： “西学绝不言占验，其说以为日月之食、五纬之行，皆有常道、常度，岂可据以为吉凶 ，此殊近理。但七政之行虽有常道、常度，然当其时而嚼食凌犯，亦属气运，国家与百 姓皆在气运中，固不能无关涉也。此如星命之家，谈五星之恩仇，五星之行与人无与， 然值之者亦不无小徵验，况国运之大乎。”(注：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卷14，见杨 向奎《清儒学案新编》，山东齐鲁书社1985-1988年。)陆世仪这种既肯定西学，又信仰 中国古代学术的观点，虽不能与近代意义上的会合中西学术相提并论，但毕竟具有经世 的积极意义。《清儒学案》案语称其“学期于经世，与亭林相近”，可谓是平情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