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颜元还提出“三物之教”和宣扬“实行经济”之学。
    在颜元看来，真儒决非坐而论道、空谈道德心性，而不务生理的“僧道”之类，而是 具有经邦济世之实学的人，所以在其四书著作中，强调经世致用的言论和事例比比皆是 。例如颜元说：“明明‘践迹’是‘入室’的真路头、真步法，先生辈何不向周公、孔 子三物上著脚乎?读讲至‘践迹’，独不思如何是‘迹’，如何是‘践’乎?”(注：颜 元：《四书正误》卷1，《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又说：“ 圣贤但一坐便商榷兵农礼乐，但一行便商榷富民教民。所谓行走坐卧，不忘苍生也。是 孔门师弟也。后世静坐读书，居不习兵农礼乐之业，出不建富民教民之功，而云真儒者 ，质之孔门何地乎?故曰，章句禅宗之学不熄，孔子之道不著，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 。”(注：颜元：《四书正误》卷1，《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再如他说：“予每向子弟言，生世六十余矣，读《论语》分三截。前二十年见得句 句是文字，中二十年见得句句是习行，末二十年见得句句是经济。看秦汉史，尝说汉高 只行得‘惠则足以使人’一句，便定四百年统业；看韩淮阴那等大豪杰，所感激的只在 解衣推食；楚霸王只犯了‘出纳之吝’一句，便杀身败业。假使汉高能行四五句，便是 三王。”(注：颜元：《四书正误》卷1，《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 95年。)从这些论述中足可见颜元学术经世的主旨。《续修四库全书提要》评论颜元： “其尤痛愤者，则曰夏殷周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汉唐宋之得天下也以 智，其失天下也以不智。元明二国之得天下也以勇，失天下也以不勇。”又曰：“孟子 定善战者，连诸侯者，辟草莱任土地者，又次之。盖七国皆先生伯叔甥舅。若非三等人 ，启诱搬唆，便不至争城争地，至杀人盈城盈野之惨。近世之祸，则在辽金宋元夏，倘 有三等人，生民不犹受干城之福哉。观此知元抱憾于中国积弱，而思有以振之，其志则 王船山吕晚村也，宜其卑视宋儒矣。”(注：《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书类”《 四书正误》提要。)可以说很好地揭示了其四书学经世致用的内涵。
    颜李学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李塨亦从经世致用的立场出发，抨击理学之脱离 实践、于世事无补的空洞说教。他反对宋儒之“静坐”说，赞同颜元观点，主张“教士 之道，不外六德六行六艺”。在《中庸传注问》中，李塨说：“承教甚喜，然捷径不敢不辨。愚之所传者，颜习斋先生之学也。自圣道晦而朱陆两分，朱重诵读著 述，陆讥之曰支离；陆重心地澄澈，朱讥之曰捷径，以其斥去闻见，直指性天为顿悟、 为捷径也。今颜先生之学重诗书，习礼乐，博衣杂服，以孙以摩，操心省身，迁善改过 ，日慎月励，未能遽成，路甚不捷矣。海内是此学者渐多，然以实力于学，实见于行， 或畏其难，翁乃以为捷，非洵口之言乎?”(注：李塨：《中庸传注问》，《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在《论语传注问》中，李塨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与孔孟学术不符合之处也多加指斥，如他说：“或问子夏恐人专以记诵辞章为学，故曰敦伦谓之学，旧解自是。曰，非也。专以记诵辞章为学，宋明来则然，春秋时尚无此弊。孔子学在识大识小，孔文子好学而能治宾客，子产有学曰博物，是无论君子小人，皆学礼乐名物，非若今人但俯首伊吾以为学也，子夏何为箴词?且敦伦行也，好学力行，孔子分二事矣。故可曰行自学入，不可曰行即为学。行即为学，是曰无学，是曰冥行。”(注：李颙：《论语传注问》卷1，《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他认为宋明以来的“专以记诵辞章为学”只不过是对孔子学说理解的一个偏见，孔子之学包括礼乐名物，“治宾客”、“博物”等非常广泛的习行内容，决非宋明以来俗儒的“俯首伊吾以为学也”。又如，他说“近宗程朱者，诋陆王顿悟为禅，不知古经无悟字，悟即禅旨，不在特顿也。程朱好诵读，重惺觉，故悟欲渐。陆王轻诵读，专惺觉，故悟欲顿，盖视程朱又甚耳。番用微曰，悟者从未有是景而忽及之，禅家以此为法门。愚谓，《大学》言知在于格物，《论语》先觉，就应事接物言，与一旦豁然，大事顿悟，天渊有分也。”(注：李颙：《论语传注问》卷1，《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既攻击程朱、陆王都遁入禅，又点明《大学》言知在于格物，《论语》先觉其本旨 并不在于后来学者的所谓“悟”，而在于“应事接物”，在于习行。与此同时，偶尔对 朱子有功于实学一些观点也给予肯定。如：“文，诗书六艺也，朱子加之文二字，恐人 仍以书策所载即为艺矣，故去之，然朱子此注甚有功于圣道。邢疏已训文为文字矣，赖 朱注有此踪迹，可与学者共证实学，是其功也。注游艺曰礼乐射御书数甚明，今有宗班 史谓六艺即六经者，非也。朱注明列诗书于六艺外，甚见高于班史文人多矣。”(注： 李颙：《论语传注问》卷1，《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由此亦可见李塨对学术的评判一切以是否有资世用为依据。
    除上述论列四书学者之外，其他如吕留良对儒者之曲学阿世的痛斥，对朱子与陈同甫 辨王霸之精义的评论，胡渭、阎若璩等学者对地理名物、历史人物和学校制度等诸大端 的考辨，都是清初四书学中经世致用思潮的组成部分。诚如学者所言，经世致用构成了 清初学术的主干，张扬儒学的“实学”传统是清初学者共同的思想趋向，作为理学经典 之学的四书学，发展至清初，不可避免地被置入了经世致用的因子，经世致用是清初四 书学一个鲜明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