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如孙奇逢四书学中的一个基本思想也是注重经世。《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孙奇逢《 四书近指》云：“盖奇逢之学兼采朱陆，而大本主于穷则厉行，出则经世，故其说如此 ，虽不一一皆合于经义而读其书者知反身以求实行实用，于学者亦不为无益也。”(注 ：《四库全书总目》卷36“四书类”孙奇逢《四书近指》提要。)此段文字对孙奇逢《 四书近指》有助于“求实行实用”给予了较为充分的评价。孙奇逢的经世致用思想最富 有特色之处，其一是，提出一个“礼”字，对趋于空虚的王学补偏救弊。他说：“《颜 渊问仁章》，此章全重礼字，大中至正，万物各得其理之谓。提出一个把柄，立定一个 主宰，不于无声无形中问本体，而于有条有理众著而成象者见本原也。”把“礼”作为 有条有理的“本原”，作为一个把柄，多少改变了王学中人于“无声无形中问本体”的 现象，这是孙奇逢在清初学术由虚向实转变过程中在理论上的一个贡献之处。其二是， 为了扭转举世陷入乡愿之学的习气，孙奇逢不惜赞扬有进取之心的狂狷者。他说：“进 取之人与不为之人，皆与俗不谐，不为世所喜，然以孔子道眼观之，绝尽世间假冒之习 ，接中行之统者必是此人。”“荆川唐氏曰，谨厚与狷相似而非狷，狷者必乎已谨厚者 役于物，今人多以谨厚为狷亦学问不明之过也。”(注：孙奇逢：《四书近指》卷10， 《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孙奇逢认为，时人误以谨厚为狷是学问不明所造成的，狷者 应能“善用其危行”。他说：“行以持身终无可变之理，言应世自有当孙之时。言孙者 ，正所以善用其危行者也。宋新法之行，程明道谓吾党激成之过，正病在不能言孙耳。 狄仁桀谏武氏立三思，裴度谏敬宗幸都，皆从容不迫，事其有济。”(注：孙奇逢：《 四书近指》卷10，《四库全书》文渊阁本。)他评价秦始皇焚书的时候说：“焚书非始 皇也，书也。焚书非书也，尽信书者也。不开眼界，不大心胸，不去取圣贤，未许读书 。”从对宋新法之行的议论及称赞管仲、秦始皇的英雄本色等论述，孙奇逢四书学中经 世思想十分有特色。
    姚江后学李颙在《四书反身录》中也再三致论，指出儒者应该关心经世事宜 。他说：“孔子诸贤，兵农礼乐，大以成大，小以成小，平居各有以自信。今吾人平居 ，其所自信者何在?兵耶，农耶，礼乐耶，三者咸兼耶?仅有其一耶?抑超然于世务之外 ，潇洒自得，志在石隐耶?如志非石隐，便应将经世事宜，实实体究，务求有用。一旦 见知于世，庶有以自效，使斯见儒者作用，斯民被儒者膏泽，方不枉读书一场。若只寻 章摘句，以文字求知章句之外，凡生民之休戚，兵赋之机宜，礼乐之修废，风化之淳漓 ，漠不关心，一登仕途，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无惑乎?国家不得收养士之效，生 民不得蒙至治之泽也。”(注：李颙：《四书反身录》卷5，《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认为学者如果只知道“寻章摘句，以文字求知，章句之外，凡生民之休戚，兵赋之机宜，礼乐之修废，风化之淳漓，漠不关心，一登仕途，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是与国家对士人的培养目标背道而驰，士人不能将其所学转化为经世致用，是“枉读书一场”。他抨击那些穷深极微、高谈性命的士人是假学者，他们的学术为假学术，认为如果学术不和经世事宜相结合，那么学术就失去了根本和本原。作为关心经济之人，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土地兼并等严重的重大经济和社会问题，他也曾发表自己一些观点，如他议论井田说：“井田之行，古今纷如聚讼，有一辈人谓必可复，有一辈人谓必不可复。夫大冬之可为大夏，萌芽之可为合抱，安在井田之必不可复于后世。然大冬之不能遽为大夏，萌芽之不能遽为合抱，又安在井田之能遽行于今日。两家各执一偏而不能相通，宜其抵牾而不合也。即如三代而后，授田之制唐之近古，然实是缘周隋遗制，而缘饰之以成其制。今谓井田之必不可复，何以于王制久湮之后，而唐独能行之。今谓井田之可以遽复，何以于留心均田之周世宗，而终未能行。大率古法无必可复，亦无必不可复，亦视乎其时与人耳。”对于当时争论激烈的复古法等问题，李颙的观点是不执其一偏，认为“古法无必可复，亦无必不可复，亦视乎其时与人”，能否恢复实行古法，关键要结合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客观实际情况和不同为政者的具体施政措施来判断。这些看法鲜明地表现出李颙对现实问题的关注。
    再如以考辨见长的姚江后学毛奇龄，在其四书学中对税制和若干重大历史史实的独到 考论亦反映出其以经学经世的价值取向。《四书改错》卷十二“辟草莱任土地”节载： “此本二事，垦草莱是尽民力，任土地是尽地力，两各不同。今辟草莱不注而任土地， 则反曰‘分田与民，使任耕稼’，则以任属民，非任土地矣。考战国秦制，有垦令二十 条，如官不留簿书，禄仕食口，勿使众，勿取工庸，无逆旅之民，抑商贾，令少禁军， 市有女子类，皆去其妨民力者。若任土地，则当时称为度地，又称算地，惟恐民胜地， 则民力有余。地胜民则地力不足。故为国任土地，除山林薮泽，溪谷流水，都邑城郭外 ，分田计亩数，使地力堪任，有任地待役之律，此专较地力不止督民尽力者。今曰李悝 尽地力，则见汉《食货志》，尚有李悝为魏文作尽地力之教，参较地亩而增减其粟。若 商鞅开阡陌，则直是变法改井，画而阡陌之，与任地何涉?”(注：毛奇龄：《四书改错 》卷12，《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此节考辨的旨意，虽在 于纠正宋儒对“辟草莱任土地”的片面注释，明确经注中“辟草莱任土地”句完整的意 义应该是既尽地力又任民力。但毛奇龄通过对战国秦制的考察，明确当时垦令二十条的 实质在于尽民力，度地和李悝“尽地力之教”实质在于尽地力。将垦令二十条、度地、 “尽地力之教”与商鞅开阡陌从实质上区分开，认为商鞅开阡陌的实质是变法改井，根 本谈不上是尽地力。寥寥数语，在准确考释经义的同时，提出了对战国秦制的看法。
    三
    最后，颜李学派的代表人物颜元、李塨等人从发掘儒学原旨出发，在其四书 著述中对经世思想亦多有发掘。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颜元《四书正误》论及颜元的学术大旨：“元为学主 实用，恶宋儒之空谈心性。其言曰，‘汉宋儒专以读讲著述为学，自幼少历老壮，极一 生心力为之，故发明确透者亦多，然路径不同，下手亦异。凡遇着实用功处，便含糊脱 略过去。或说向精微远大处，更无亲切开豁语。’”(注：《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四书类”《四书正误》提要。)这里揭示出颜元在四书学卑视汉宋儒之学是符合实际 的。
    颜元无论是排击汉学还是指斥宋学，一以经世致用为宗旨。颜元批判程朱理学与孔孟 之学相悖。他说：“颜子所好之学，仆不敢言，但七十子于《诗》、《书》、六艺，皆 习而通之。后之大儒全废六艺，只尚《诗》、《书》，其于《诗》、《书》，又非如古 之学且为者，只是读讲以悦口自欺，因以欺世盗名，而好说颜子所好之学。吾不知颜子 之好学，即同七十子之习而通之者而涵养更精乎?抑外七十子习而通之者，别有一种学 而好之乎?噫!从祀孔子庙庭者，非曰滥觞章句，则曰打诨禅宗，皆曰学颜子所学。噫! 孔子门下三千人中仅一颜子，又仅七十一人，何后世人人颜子，不曾见一七十子之学也 ?噫!生民世道，乌得不莫之御而至于此也。”(注：颜元：《四书正误》卷1，《续修四 库全书》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颜元认为真儒是礼、乐、射、御、书、数 “六艺”而通习之人，而不是那些整天只是“读讲以悦口自欺，因以欺世盗名”的“滥 觞章句”“打诨禅宗”的程朱理学之人。在颜元看来，无论是汉儒的训诂之学，还是宋 儒的“空静操存”都与孔孟的实学精神相违背，都无法达到孔孟的实学的规模，他说： “井田封建庠序，先王之规矩六律也。战国之君臣处士，别有种种富强捭阖纵横，足致 秦汉以后如彼，而尧、舜、三代之仁政斩焉扫地矣。孟子一生苦心，谆谆成法，读此及 王道诸章，令人扼腕太息。三事、六府、六德、六艺，圣人之规矩六律也。汉、宋之儒 生道学，别有种种训诂章句，空静操存，觉悟禅宗，卒致宋元以来如此，而周公、孔子 七十贤学宗，颓乎坠地。予不自揣，日夜疚心，存学存性，共志无人。予与苍生福薄， 即不敢孔孟复生，安得如胡文昭、韩苑若、杨椒山、吕新吾四先生者，一与之谈学救弊 哉?”(注：颜元：《四书正误》卷1，《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正是从经世致用的立场，颜元对宋明理学“染于禅”和汉儒琐碎的训诂章句之学 进行了鞭辟入里的鞑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