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其次，出自王学一派的学者黄宗羲、孙奇逢、李颙、毛奇龄等人在四书学著 述中对经世致用思想进行了富有时代特色的阐发。
    黄宗羲是清初学术以“经世致用”为归的大儒，全祖望在《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中评 价黄宗羲的学术时说：“公谓‘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 事于游谈，故受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故兼令读史。’又谓 ‘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故凡受公之教者，不坠 讲学之流弊。公以濂洛之统，综会诸家，横渠之礼教，康节之数学，东莱之文献，艮斋 、止斋之经制，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连珠合璧。自来儒林所未有也。”(注： 全祖望：《鲒埼亭集》卷10，嘉庆九年刻本。)这段话准确地揭示出，黄宗羲以博学通 儒的气魄担当起“儒者之学，经天纬地”事业的情况。
    黄宗羲四书学中经世致用思想表现出三个鲜明的特色。第一，在治学上，抨击理学为 “天崩地坼”“无落吾事”的迂儒之学，倡导面向现实积极进取的清新学风。他在《孟 子师说·原序》中说：“先师子刘子于《大学》有统义，于《中庸》有慎独义，于《论 语》有学案，皆其微言所寄，独《孟子》无成书”，“因成《孟子师说》七卷，以补所 未备。”(注：黄宗羲：《孟子师说》，《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又说，“天下之最难 知者，一人索之而弗获，千万人索之而无弗获矣。天下之最难致者，一时穷之而未尽， 千百年穷之而无不尽矣。《四子》之义，平易近人，非难知难尽也。学其学者讵止千万 人千百年，而明月之珠，尚沉于大泽，既不能当身理会，求其著落，又不能屏去传注， 独取遗经，精思其故。成说在前，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宜其学者之愈多而愈晦也 。”显然，黄宗羲作《孟子师说》目的虽在于发明师说，补其未备，但其宗旨却在于批 判元明以来形成的众口一词、千人一面的理学末流只知宗主朱熹学说的僵化呆滞的学风 。在《孟子师说·孔子在陈章》中，黄宗羲申述：“世道交丧，圣王不作，天下之人， 兆民之众，要不能空然无所挟以行世，则遂以举世之习尚成为学术。但论其可以通行， 不必原其心术，揣摩世态，陪奉人情，在世路则为好人，在朝廷则为鄙夫，凡朝廷之资 格，官府之旧规，往来之情面，胥吏之成例，弥缝周至，无有罅漏。千百年来，靡烂于 文纲世法之中，皆乡愿之薪传也。即有贤者头出头没，不能决其范围，苟欲有所振动， 则举世目为怪魁矣。以是诗文有诗文之乡愿，汉笔唐诗，袭其肤廊；读书有读书之乡愿 ，成败事非，讲贯纪闻，皆有成说；道学有道学之乡愿，所读者止于《四书》、《通书 》、《太极图说》、《近思录》、《东西铭》、《语类》，建立书院，刊注《四书》， 衍辑《语录》，天崩地坼，无落吾事。”(注：黄宗羲：《孟子师说》，《四库全书》 文渊阁本。)正是出于强烈的经世精神，黄宗羲在《孟子师说》中，对理学进行了无情 的抨击和系统的批判。
    第二、深切关注有关国计民生之典章制度的研究。
    在《孟子师说·滕文公问为国章》中，说“古者以周尺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今以官 尺五尺为步，二百四十步为亩，周尺当今浙尺七寸四分，今之浙尺当今官尺一尺三分， 绝长补短，则古者百亩当今东田三十三亩有奇，若如今之百亩，则非一夫之力所能耕矣 。殷之尺长于周，夏之尺长于殷，虽有五十、七十之异，皆当周之百亩也。特因尺有长 短，非田有赢缩也”(注：黄宗羲：《孟子师说》，《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在《孟 子师说·有布缕之征章》中说：“布缕之征，唐之所谓调也。出之于地，一地植桑麻耳 ，后来地与田混，两税之夏税秋粮，以蚕成于夏，故谓之夏税。粟米之征，唐之所谓租 也。力役之征，唐之所谓庸也。三代盛时，井田之制，民但助耕公田，未尝征其粟米也 。力役之征，据《周礼》赋法……一乘赋三十人，止供力役，一岁不过三日，岂足为扰 ?布缕之征，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不过尺绢，大段易办，故并用之，而无害。据孟 子之言，其时赋法之厉民，尽破三代之制矣。然数者征之，皆凭户口为政，所以盛世之 编户，非户，而户编之也，必阅其有丁有力能充赋役者，而后著之于籍，辨其贵贱、老 幼、废弱者，此五者皆籍所不书，赋役不及焉……即如唐开宝全盛之时，户不登千万， 若以实论之，浙东西两道之地，其户岂止千万哉?盖下户之不登于版籍者多矣。”(注： 黄宗羲：《孟子师说》，《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在《孟子师说·二十而取一章》说 ：“以二十取一为不可者，亦是封建之制，非什一不足以备用，然当时田授于上，故税 其十以而无愧。今以民所自买之田，必欲仿古自什一，已为不伦，且封建变郡县，苟处 置得宜，以天下而养一人，所入不赀，则二十取一，何为不可汉氏三十而税一，未见其 不足也。”(注：黄宗羲：《孟子师说》，《四库全书》文渊阁本。)通过对夏商周三代 尺度长短不同，但其税法实质一致的考释，通过对租、庸、调的辨析和考辨唐代虽实行 了合庸调于租的两税法，但其“编户，非户，而户之编也”的事实及分析唐开元、天宝 全盛之时，“下户之不登于版籍者多”的历史事实，说明即便唐实行两税制仍然包涵有 一定任力役的精神，不仅从历史的角度叙述税制的演变，而且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指出 当今税法的不合理。再如黄宗羲在《孟子师说·俊杰在位章》中论市里商贾之税法，于 《孟子师说·求也为季氏宰章》论秦“任土地”之苛税，于《孟子师说·周室班爵禄章 》论田制及税制等，这些考释文字不仅表明清初四书学考论丰富的内容，更透露出黄宗 羲对国计民生的深切关注。
    第三、重视以史学经世。在《孟子师说》中，黄宗羲常常在对史实旁征博引的过程之 中，结合社会现实，提出他的一些看法，为各种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办法和出路。 如黄宗羲在《孟子师说·梁襄王章》中疏解“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句。后世学者阐释时 多举秦始皇、隋文帝为例，认为他们好杀人，所以尽管能一统天下，国运都不会长久， 从而证明孟子“不嗜杀人者能一之”结论的正确性。但黄宗羲则独辟蹊径，他根据元明 时代的社会现实，做出了不同于前人的理解。他说：“苏氏云：‘自汉高祖、光武、唐 太宗及宋太祖四君能一天下，皆以不嗜杀人致之’，此言是也。顾后来元明之开创者， 不可称不嗜杀人，而天下为威势所劫，亦就于一，与秦隋无异，未尝不延世久长，盖至 此而天道一变矣，遂不得不有逆取顺守之说，此尚论者之所痛心也。”这里，黄宗羲从 政治应顺应历史和与时俱变的角度，表达了他不尽赞同孟子“不嗜杀人者能一之”的观 点，同时反映出他对王朝国运长治久安的思考，这应该说与他反省明亡的教训是一致的 ，因而同样也反应出他的四书学在力求经世致用，其他如《孟子师说·放桀伐纣章》、 《孟子师说·伯夷辟纣章》、《孟子师说·君之视臣章》、《孟子师说·民为贵章》无 不广泛地涉及到重大的政治理论和当时现实的政治问题，这些都是黄宗羲面对社会现实 ，在四书说中提出的经天纬地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