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要“使远邦异域各得其所”，还必须对那些恃强凌弱的国家示之以“力”。明成祖就曾在郑和第二次下西洋之际，对谋求东南亚地区霸权的暹罗国王进行了严厉警告：“占城、苏门答剌、满剌加与尔均受朝命，比肩而立，尔安得独恃强，拘其朝使，夺其诰印？天显有道，福善祸淫，安南黎贼父子覆辙在前，可以鉴矣！其即还占城使者，及苏门答剌、满剌加所受印诰，自今安分守礼，睦邻保境，庶几永享太平。”[12]（卷72）而郑和率兵出使，无疑也有明成祖显示“力”的意图。郑和本人就曾承认：“及临外邦，……其寇兵之肆暴掠者，殄灭之，海道由是清宁。”[14]（P40）由此而观，郑和使团在个别场合所采取的“以力服人”行动，只是他们采取“以德服人”的一种辅助性手段而已。
    事实上，“德”与“力”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和政治家们在对外关系指导思想方面有所争议的一个问题。本来，《尚书》中就提出，“明王慎德，四夷咸宾”[9]（《旅獒》）；《国语》中也有“耀德不观兵”[16]（《周语上·祭公谋夫谏穆王征犬戎》）。但汉朝在面对用和亲等手段不能制止匈奴的侵扰时，晁错、王恢、王舜、刘歆等人就先后提出“以力服匈奴”的思想[17]（《晃错传》，《韩安国传》，《韦贤传》）。不过，汉人萧望之却反对向“外夷”使用兵力，认为那样会“生事于夷狄”，而主张“宜待以客礼，让而不臣”[17]（《冯奉世传》，《匈奴传》）。东汉人班固在总结汉朝与匈奴关系时，也重申了应向“外夷”昭示“文德”而反对使用“兵力”的思想。他认为向“外夷”施之以兵，“攻之则劳师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靡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17]（《匈奴传》）。然而，南朝人范晔在总结两汉经营西域的经验时，却看到了“力”比“德”的作用更为重要。他说：“汉世张骞怀致远之略，班超奋封侯之志，终能立功西遐，羁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肃服，财赂之所怀诱，莫不献方奇，纳爱质，露顶肘行，东向而朝天子。”[18]（《西域传》）
    如此一来，先儒们所强调的“以德服人”在此却被修正为“以力（兵威）服人”和“以财赂人”了。不过，“以财赂人”与“以德服人”却有相通之处，甚至“以财赂人”就是“以德服人”的一个具体内容。实际上，中国古代思想家和政治家们并不仅仅是把“德”视为一种单纯精神层面的“道德”，而且也把“德”视为“恩德”甚至是“好处”。《国语》中就曾说：“君其何德之布以怀柔之。”[16]（《周语中·阳人不服晋侯》）《礼记》中也说：“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19]（《中庸》）“德”在此就表现为“怀柔远人”，即招抚外夷。如何“怀柔远人”？通常的办法是“厚往薄来”。明太祖就曾嘱咐主管外交事务的礼部官员，“诸蛮夷酋长来朝，涉履山海，动经数万里，彼既慕义来归，则赍予之物宜厚，以示怀柔之意”[20]（卷154）。由此可见，厚往薄来正是为了体现中国“天子”“怀柔远人”的博大胸怀。
    三、余论
    本项研究表明，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以及其他使节频繁出使海外诸国，是与他通过靖难之役登上帝位后缺乏政治权威相关的。他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发掘出“真命天子”与“四夷来朝”的相关材料，并将这种因果关系命题进行逻辑重构，从而有了盛况空前的郑和六下西洋（第七次在明宣宗时期），并形成了数十个国家前来向他“朝贡”的局面，他由此而迅速提高了政治权威。明成祖以及郑和在推行大规模外交活动过程中，也不是单纯拘泥于“以德服人”的立场，而是采取了“以德服人”为主、“以力服人”为辅的外交行为模式，从而使下西洋的事业获得了一时的成功。不过，中国传统外交资源中的“德”和“力”所表现出来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封建君主的个人欲望，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国家利益的存在。这也是我们在重新审视郑和下西洋这段历史时，应该有所反思的一个问题。
    原文参考文献：
    [1]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0.
    [2]朱晨光.郑和下西洋目的辨析[A].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一集[C].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
    [3]范金民.郑和下西洋动因初探[A].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C].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
    [4]罗仑.论朱棣赋予郑和的外交任务[A].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C].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
    [5]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0.
    按：此封“敕谕”，在《明太宗实录》中所载甚略。其中的关键处有：“朕太祖高皇帝嫡子奉藩于燕，荷天地宗社之灵，肃清奸宄，遂正大统。莅阼以来，思惟文武群臣皆皇考旧人，惟诚用之，纤细无间。比闻群臣犹有心怀危疑不安于职者，此盖不达天命，不明朕心故也。”（《明太宗实录》卷十九“永乐元年四月戊申”条）比较明、鲜两实录，可见《朝鲜李朝实录》更为详实，当最接近原始“敕谕”内容。
    [6]夏燮.明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9.
    [7]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