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4年，安妮女王去世，斯图亚特王朝从此结束。乔治一世继承大统成为英王，从而开始了汉诺威王朝。乔治一世及其兄弟乔治二世均出生在德意志，并在那里长大，来英继王位必须依靠支持他们的辉格党人，同时他们英语很差，对英国国事缺乏兴趣，因此大权便落在辉格党人手中，因而出现了辉格党执政达半个世纪的局面。其中辉格党领袖沃尔波出任财政大臣，由于国王经常不出席和主持内阁会议，因此，他以下议院多数党领袖地位出面主持内阁会议，从此开始有了内阁首相的名义。⑧加之，他执政达21年（1721-1742）之久，这个首相名义就逐步成了英国政治制度一个重要惯例：下议院多数党领袖出任内阁首相，此即内阁首相制的形成。
    1742年，下院半数以上议员投票反对沃尔波内阁。沃尔波因内阁丧失下院多数议员支持只好率阁员辞职，从而又形成了凡内阁得不到下院半数以上议员支持就得辞职的惯例。这时的下院已不存在多数党，故因此下院也必须解散，举行大选，这又是一个惯例。这样一来，内阁必须视下院行事，从而内阁办事以下院的意见为准，内阁对国会负责的政治体制亦随之形成。
    英国新贵族通过上述改革完善了君主立宪制，从而使英国政治体制进一步近代化。政治制度的这些变化皆根源于17世纪40年代前的阶级结构的大变化。
    阶级结构的第二次变化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发生的。这次变化的最大特点是因工业革命而产生了新的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原有阶级结构和政治结构，导致了政治近代化高潮的出现。
    在工业革命以前，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居于统治地位的是新贵族和大金融商业资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手工业）处于无权的地位。从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发生起，工业资产阶级经济实力和人数日益大增，到19世纪30年代在经济上成几十倍地超过了新贵族和大金融资产阶级。但是政治上，它仍然处于无权的地位，政权仍操在旧城乡资产阶级手中，这就形成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尖锐矛盾。这个矛盾引起了18世纪下半叶和19世纪上半叶的激烈斗争。
    到1832年共发生了四次重大的斗争：以威尔克斯为首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在1763年发动了反对布朗领导的“国王之友派”内阁的斗争；1768－1771年围绕着威尔克斯当选议员的斗争；1792－1793年和1818－1819年资产阶级激进派领导工业无产阶级与市民群众两次掀起改革议会和实行普选权大规模的群众性斗争⑨。这些斗争的实质就是夺取政权。资产阶级激进派抓住了当时英国政治制度的关键问题：议会改革与实行普选权。同时我们看到19世纪初工业资产阶级不仅经济实力，而且政治实力显著地增强了，并且形成了政治集团，如“伦敦通讯协会”及各大工业城市的分会，并涌现出一大批政治活动家。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与市民结成政治联盟来反对旧城乡资产阶级。这一历史时期的斗争虽然失败了，但为1832年夺取政权的胜利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工业资产阶级借助同工业无产阶级的政治联盟在1832年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斗争，打败旧城乡资产阶级，改革了议会，夺取了政权。取得政权后，工业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权大力进行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在经济体制近代化方面，主要做了两项工作：1846年废除谷物法和1849年废除《航海条例》。⑩从而确立了自由贸易的经济体制。
    为了维护以自由贸易为主体的新的经济体制，执政的工业资产阶级在政治体制近代化方面大力进行改革，主要是更加深入地改革议会制和确立文官制度。
    1867年进行了第二次议会改革，这次改革解决了腐败市镇，从而消除了新贵族通过不合理的选举制夺取政权的任何可能性。1872年进行了第三次议会改革，这次改革确立了不记名投票制。1883年又进行了议会选举制的改革，国会通过了选举舞弊惩治法规。1884年国会通过1867年城市选举规则适用乡村的法案。1885年国会通过“议席分配法案”，这个法案确定了按选区人口总数分配议席的原则，从而彻底地消灭了“腐败市镇”（11）。19世纪下半叶的改革，虽然还存在着严重问题，但它们使英国政治更加趋向民主，不断地扩大了选举权。
    在19世纪50-70年代，工业资产阶级还进行了文官制度的改革。文官制度的改革亦是英国政治制度近代化一项极为重要的内容。
    在19世纪30-70年代，英国对文官制度进行两次大的改革：19世纪30-40年代一次，19世纪50-70年代一次。1832年议会改革使工业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其标志是伯克和福克斯这样的资产阶级激进派代表人物进入了议会。工业资产阶级政治家信奉英国伦理学家兼法学家边沁的功利主义学说，尤其崇拜其名著《最高限度的行政效率和最低限度的支出》，并按着这个原则对官吏制度进行整顿与改革。1833年政府各部开始实行官职的考试补缺制度，即每有一缺职，便起码有四人参加考试，择优录取。1835年建立了以牛津大学麦考莱教授为首的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对政府的人事制度和官员状况进行调查，并提出了报告。报告强调通过选才充任政府官员的重要性，主张政府高级官吏必须以牛津和剑桥两大学毕业生水平为准。1840年，议会对经费开支严重浪费的财政部提出激烈质询，并由此开展了节约运动，取消了一些虚职。总之，这一历史时期在文官制度的改革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如使行政机构摆脱了一些封建门第关系和裙带关系，初步确立了通过考试择优录取的原则，对旧有的腐败的文官制度进行了一次冲击，其特点是，要想做官，必须以有文凭作为先决条件。
    但是，这种冲击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官员任用制度仍存在着严重腐败现象。首先在任用制度上存在着“政党分赃制”和“恩赐官禄制”。其次，在这种制度下政党为了本党的私利经常庇护一些贪官污吏，为了做官拉关系，讲门第，甚至卖官鬻爵。这样一方面造成行政效率很低，政府机构声名狼藉；另一方面行政部门臃肿，人浮于事，而庸禄无能之辈却身居要职。这种状况和当时大英帝国政府行政事务日益增多与社会经济日益发达极不适应。信奉功利主义的工业资产阶级政治家决心建立一个廉洁而又行政效率高的政府，为此在50－70年代进行了文官制度的第二次改革。
    1853年英国政府令屈维廉和诺斯科特调查研究文官制度与文官状况。他们经过调查写了一个《关于建立英国常任文官制度的报告》。报告首先讲了文官现状：“想做官的多是庸禄无能之辈，凡是在公开竞争的职业中站不住脚的，或不愿积极努力的，才安于在行政部门里混日子，不冒风险，过得舒服。能进到政府里的人大概都同大臣有关系，这种状况应该改变。”接着报告提出了改革文官制度的办法和方案，其主要内容为：建立考试公开竞争和择优录用官员的制度；高级文官以本国大学最高标准为考试标准；建立独立于政府机构的文官考试委员会；文官分为高级文官和普通文官两大类；建立官员考核政绩制度……（12）
    这个报告打中了英国当时文官制度的要害，引起了强烈反应。保守派肆意攻击，改革派大力支持。经过两派在国会较量与争辩，终于在首相帕麦斯顿的坚决支持下，于1855年5月21日越过议会以枢密院的名议颁布了《关于录用王国政府文官的枢密院命令》，从而开始了第二次文官制度的改革。1870年6月，当时任首相的格拉斯顿又以帕麦斯顿的方式，颁布了再次改革文官制度的法令。（13）
    通过这次文官制度的改革，基本上确立起近代化的文官制度，同时消除了中世纪遗留下来的“恩赐官禄制”和土地贵族的“政党分赃制”，从而大大地提高了行政机构的效率。
    当然后来英国在20世纪又进行过多次文官制度与议会制度的改革，但是那些改革都是在19世纪的改革的基础上进行的。
    总之，到19世纪70-80年代，英国不仅经济制度，而且政治制度也完成了近代化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