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界传统的说法是：将公元初年到公元十世纪这段时期的东南亚历史，称为“早期东南亚国家时期。”论者所谓国家主要指扶兰、林邑、堕罗钵底、骠国等。史学界大多数人都断定这些国家形成于公元初年左右①。我们认为，公元六--七世纪前的东南亚社会根本不存在文明时代意义上的国家。
    （一）生产力状况的分析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告诉我们，国家产生，首先必须基于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只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才能产生私有制和阶级，才能便阶级矛盾达到不可调的地步，因此，我们分析一个社会是否已形成国家，得首先从生产力入手。考古材料表明，东南亚社会早在纪元前六世纪，就已开始使用铁制工具。不论是泰国的班清古文化遗址，亦或是浓诺他文化遗址，还是越南中部（即古杯邑国）的沙莹文化遗址，在出土大量石器和部分青铜器的同时，都伴随少量的铁铲，铁镐等铁制农具出土，鉴定年代大都为纪元前六--七世纪左右，铁器出现了，我们是否就能据此断定早期东南亚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很高呢？态度应该谨慎。
    （1）考古学界，历来认同，古代东南亚地区古文化遗址，严重存在着地层紊乱和受鉴定的标本受污染的问题。这样，有关出土文物年代的鉴定结论的可靠性程度，也就大大减弱了。
    （2）早期东南亚各古文化遗址，在出土少部分铁制工具的同时，伴随有大量的石器如石刀、石斧、石矛，石磨存在。说明石器还广泛存在于生产领域。还处在典型的金石并用阶段，而且，缅甸和今柬埔寨南部的出土物表明，金石并用时代一直延续到纪元五世纪。
    （3）从铁器文化遗址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沿海和可以通航的河流三角洲附近地区②。还不能断定东南亚地区已普遍使用铁器。况且除了在佛统地区考古遗址中曾发现有大量七世纪的铁渣外，其余古文化遗址则只发现有铁器，而没有发现任何冶炼的痕迹。凭这点，我们也没有充足理由断定东南亚人在公元六--七世纪前已能普遍制造铁器。其实，对于东南亚的铁器文化最初是从外传入的，还是自己创造的，史学界本就有争论。据我看，东南亚人的铁器文化最初恐怕是从周边先进国家（主要指印度，中国）传入的。
    （4）国家的产生，基于生产力的发展，那么，生产力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 方才能产生国家？或者说生产力发展到铁器已被使用的程度，就一定会产生国家吗？这是很难把握的。公元前三千年代，处在铜石并用阶段的埃及和两河流域均已进入文明时代；而印度河流域则在公元前二千年代青铜时代进入文明时代；至于古希腊的城邦国家则迟到公元前八--六世纪的铁剑时代方才形成。而古罗马凯撒大帝《高卢战记》笔下的克勒特人，不但拥有铁器，大到四万居民的城市，还拥有大量战车。但却还处在原始社会末期，还未形成国家。可见，有了铁器，不一定就会产生国家。衡量一个社会是否进入文明时代，要看其综合的生产力水平。
    东南亚地理环境，大河广布，气候炎热。雨量充足，土地殷肥，都是促使生产发展的有利条件，但也正是这种有利条件使东南亚人从原始生产状态中脱离出来的速度变得缓慢。古代东南亚，农业耕作制度一直落后和原始。《晋书》说扶兰人“以耕种为务，一岁种，三岁收。”到了十三世纪，元人周达观亲履东南亚，看到当地“耕不用牛，耒耜禾锄之器，虽稍相类，而制自不同”且“但粪田及种疏，皆不用秽，嫌其不洁也。唐人到彼，皆不与之言及粪壅之事，恐为所鄙。”③可见，到了十三世纪，东南亚人尚不知牛耕及施肥。同时，我们还发现，偶尔挖掘出来的这个时期东南亚人的水利灌溉设施遗址，也仅局限于沿海三角洲地区。④因此，霍尔先生说，公元三世纪时东南亚湄公河地区的农业还仅是“一种原始方式的农业。”⑤
    这一时期东南亚地区手工业发展情况，其最大特点是发展极不平衡和原始性。当时，其手工业行当主要包括酿酒，纺织，造船业。竺芝《扶兰记》曰：“硕逊国……又酒树有似安石榴，取花与汁停瓮中数日乃成。酒美而醉人”⑥。谈不上酿酒工业。又《外国传》曰：“扶兰东涨海中，有大火洲，洲上有树，得春雨时皮正黑，火烧树皮则白。纺绩以作手巾。或作灯柱，用不知尽。”⑦到公元三世纪，吴人康泰，朱应出使东南亚，亲见扶兰“国人犹裸”⑧。纺织业亦可说根本不存在。就是到了十三世纪，周达观也还亲见当地“土人皆不事蚕桑，妇女亦不晓针线缝补之事，仅能织木绵布而已，亦不能纺，但以手捏成条，无机柠以织，但以一头缚腰一头搭窗上。”⑨。较为发达的是造船业。历史上的“扶兰舶”是有名的。“扶兰国，伐木为船，长者十二寻，广肘六尺，头尾似鱼，皆以铁镊，露装。大者载百人。有长短桡及篙各一。从头至尾面有五十人作，或四十二人。随舡大小，立则用长桡，坐则用短桡。水浅乃用篙，皆当上，应声如一”⑩。气势何等宏大，虽然略逊于古希腊拥有二百个水手的三层桨座大船队，却足可以与公元八--九世纪诺曼海盗大船队相并论。要造出这样规模的船，没有社会分工和高超技术恐怕是困难的。扶兰造船业发达，虽与其多河近海多优质木材的自然环境离不开，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其作为东、西海路贸易的中转站，受到东西各先进国家造船和航海技术之影响。因此，发达的造船业只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并不能从整体上否定其生产力水平的原始性。至于这一时期东南亚地区商业贸易，相对来说，由于其处于东西海运的中枢，海路贸易比内陆贸易发达。但总的情况不佳。（1）东南亚地区作为东西方海路贸易的中转站，深受东西热闹的贸易关系影响，但影响多局限在沿海，沿河地带。内陆有些地方“国内不受沽客，有往者杀而啖之，是以商旅不敢至。”（11）（2）东南亚内陆的商业贸易，则多采取简单而原始的集市形式，“一日再市，朝市诸杂未甘果石蜜，著中但货香花。”（12）这种集市“贸易多是物物交换”且“在比较重要的商业中心则以没有铸成货币的金属块，按重量作为通货。”（13）没有出现货币，只是一种原始性的贸易关系。恩格斯说过，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不仅有部落内部和部落边界的贸易，而且还有海外贸易。然而，所有这一切都还很不发达；贵金属开始成为占优势的和普遍性的货币商品，但还不是铸造货币，只是简单地按重量交换罢了。”（14）因此，把东南亚这时期的这种物物贸易关系看作是原始社会末期的事情，我认为比较合理。
    综上所述，对公元六--七世纪前的东南亚社会生产力水平不宜作过高估计。到纪元五世纪时，整个社会还处在金石并用阶段；冶金术痕迹杳无；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处在很原始阶段，据此，我们认为，公元六--七世纪前的东南亚社会，还不具备国家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