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史学工作者近10年来在中印关系史研究方面，锐意进取，刻苦钻研，取得了不少成果。大体可分三类：一类是学术论文，约有40余篇；①另一类是古籍整理；②第三类是中国史籍中的南亚史料整理。③这里，仅就学术论文中所涉及的若干重要问题作一综述。
    一、古代中印关系史研究
    1.古代中印交往始于何时
    古代中印文化交往究竟始于何时，在我国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传统观点认为，公元前139年张骞出使西域开始了中印间的文化交往。 近年随着研究考察的不断深入，学者们不囿旧说。
    涂厚善认为，古代中印文化交往起于公元前三千纪新石器时期。他是以考古资料来佐证他的观点的：克什米尔谷地的布尔扎霍姆考古遗址出土的石器、各种形式的骨器以及穴居与用犬殉葬等，都是印度传统文化中所没有的，但与中国北部新石器文化的特点相同。印度东北部阿萨姆的德奥杰利·哈丁遗址发现的绳纹陶碎片、石斧等，明显地看出受中国南部新石器的影响。布拉马鲁特拉河流域的果阿尔帕拉的石器工具与中国西北部的半山斧相似，那加山地的斧也与中国仰韶文化的斧相似。④
    《印度通史》作者认为，中印两国文化交往早于张骞出使西域。在公元前10-前2世纪编定的印度《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中，印度人民已经知道了“支那”（即古代中国），多处提到支那人、支那士兵和支那布匹；《摩奴法典》第10章第44颂中，提及当时世界上居住着12种人，其中包括支那人。⑤《印度通史》作者指出，早期印中联系在张骞之前已经存在，但这时的联系只是印度和中国西南边疆地区的交往。⑥
    季羡林认为，公元前4世纪，中印间已有往来。 屈原《天问》中有“而顾菟在腹”的句子，自古解释者都说“顾菟”就是兔子，印度是寓言、童话最丰富的国家，屈原生于公元前4世纪，估计印度的月兔故事至迟在屈原时代已传入中国。⑦
    耿引曾认为，中国和印度（包括今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家间的交往，始于汉武帝时（公元前140-前87年）。⑧
    2.古代中印关系的特点
    如何看待中印友好往来的历史，有种说法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是中国向印度学习。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则是印度向中国学习。”季羡林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在长达二三千年的中印关系中有很多特点，其中最突出的是互相学习，各有创新，交光互影，相互渗透。这是个很可贵的特点，中印两个伟大的民族都有独自创造的光辉灿烂的文化，在相互接触和学习中，既保存发展了自己文化的特点，又吸取学习了对方的文化，在什么时候也不会是“一边倒的买卖”，不管是倒向中国，还是倒向印度，都与历史事实不符。⑨
    涂厚善最近著文专门谈古代中印关系的特点。他认为早期的中印交往，有海路，有陆路，以陆路为主；以物质文化的交流开始，也以物质文化的交流为主；既有直接的交往，也有间接的交往，以间接交往为主。至于早期中印间国家使节的往返，虽然有，但人次不多，也不定期，除交易外，别无其他利害关系。因此，早期中印关系的程度是不深的。⑩
    3.古代中印文化交往及其对两国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对古代中印关系史的研究，改变了过去偏重早期中印交通和宗教往来的状况，注重文化关系史研究。
    季羡林认为，“真正能成为体系、影响比较大，又比较久远、特点比较鲜明的文化体系，在世界上只有四个，即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闪族伊斯兰文化体系、希腊罗马西方文化体系。”（11）并在《中印文化关系简论》（见《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一书）中，对中印两大文化体系间的交流情况作了十分详尽的记述。
    关于这种交流对中印两国的影响，十年来我国学者论述较多，下面先说印度文化对中国的影响。
    佛教从古印度传到中国后，对中国思想文化诸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黄心川在《中国密教的印度渊源》一文中，全面介绍了印度密教的产生，对密教在中国的发展作了系统论述。（12）
    张毅在《试论密宗成立的时代与地区》一文中，对密教与中国道教的渊源关系作了探索。（13）
    郭朋在《佛教思想与中国文化》一文中，对佛教中国化的进程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汉代佛教的体态尚不完备，魏晋时初具规模，南北朝是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的鼎盛期，宋元以后则是衰落期。（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