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波拉德曾这样说道，古代历史基本上是城邦（city-state）的历史，中世纪是普世世界国家（universal world-state）的历史，近代历史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历史。①这也是对西欧诸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真实概括，尽管在民族国家建立之前实际上还存在着一个短暂的“王朝国家”（dynasty-state）时期。的确，一部从中世纪迈向近代的世界历史，也就是近代民族国家建立的历史。这种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不仅要“摧毁普世世界国家，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摧毁封建的王朝国家。因此，从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转型在整个西欧社会的历史进程之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而描述与研究这一转型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近代民族主义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现代学者在对民族主义的研究中发现，给民族主义下确切的定义是困难的。②尽管如此，很多学者仍然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民族主义的准确含义，也正是如此，使得对民族主义的解释众说纷纭，各有不同。我们认为，民族主义是建立在民族情感基础上的一种思想观念，它是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对本民族的一种热爱忠诚，对民族统一、独立和强大即生存与发展的追求和理想。众所周知，一个民族是以血缘、文化等为基础的共同体，民族的每一个成员通过血缘与文化这些纽带把自己与这个民族共同体联结在一起，他们对它有着一种无法割断的情感，即民族情感。但这种民族情感还不能属于民族主义的范畴，只有在近代民族形成的实际过程中，经过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历史运动，人们在这种情感的基础上表达出对整个民族的热爱与忠诚，确立起追求本民族统一、独立和强大的思想，这些才构成为民族主义的基本内容。因此，我们这里所理解的民族主义便是指随着近代民族形成而产生的一种思想观念，也可以把它称之为近代民族主义。
    从一般典型形态来说，伴随着近代民族的形成，这些民族也开始追求建立近代民族国家。因为只有建立起这样的民族国家，才能真正实现民族的统一、独立和强大，保障每个民族成员的安全、幸福等利益。因此，当近代民族开始形成的同时便也出现了构建近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在这一过程中，民族主义则由一般意义上的对民族的热爱与忠诚表现为对近代民族国家的热爱与忠诚。也就是说，民族国家的建立使得民族主义与一般意义上的理解有所不同，它被增添了新的内容，它不仅具有文化上的意义，更多的是具有了政治意义。具体而言，民族国家是在反对封建王朝国家过程之中建立的，这样的社会历史进程也就规定了民族主义的任务及其内容，它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作为自己的目的，即要把封建的王朝国家转变成为近代的民族国家；在其内容上理应包括：对王朝国家的批判，对民族利益、民族统一等的认识，以及对民族国家的忠诚与热爱。
    从世界历史进程的宏观角度来看，西欧诸国在反对封建王朝国家，构建近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首先产生了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很多学者认为法国大革命为近代民族主义形成的标志，这时所产生的民族主义是近代民族主义的最初表达，或可以称之为原生型态。当西欧近代民族国家建成之后，民族主义就转化成了一种对别的民族进行侵略和扩张的学说，要把本民族、本国的统治扩张到别的民族、别的国家，而不管后者同意与否。因此，如果从宏观上来划分西欧近代民族主义发展阶段的话，它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为建设民族国家阶段，第二为民族侵略与扩张阶段。在我们的教科书和一些著作中，对民族主义的理解则基本上为第二阶段的含义，而忽视了第一阶段上的意义。事实上，在第一阶段中所表现出来的近代民族主义在推动西欧诸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和民族国家的构建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
    众所周知，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在西欧的广阔空间中形成了以封建割据为基础的统一的基督教世界。展现西欧中世纪的社会组织结构，可以看到，一方面是林林总总的封建邦国，另一方面又是凌驾于这些邦国之上的一统权威--教皇，罗马教皇成为西欧社会的无尚权威。“基督教把整个封建的西欧联合为一个大的政治体系”。③这时，不存在各自独立的国家，实际上罗马教皇的一统体制也不允许这样的独立国家存在。就反映这种社会组织结构的社会观念来说，广大民众毫无民族情感而言，他们的忠诚要么是对封建领主或生长于斯的地方集团的忠诚，要么是对基督教的顶礼膜拜。博伊德·C·沙夫尔指出，人民首先认为自己是基督教徒，其次是某一地区如勃艮第或康沃尔的居民，只是最后，--如果实在要说的话--才是法兰西人或英吉利人。④因此，占据中世纪西欧社会主导观念的是地方主义和普世主义，而这两种观念则极大地压抑和阻挡着民族情感、民族意识的产生。
    随着西欧社会的变动，特别是14世纪后资本主义的萌芽，逐渐产生了一批市民阶级。这个阶级为了确保与扩大自身的经济利益，迫切要求实行统一的度量衡、统一的规章制度、统一的国内市场。而他们所面对的现实是诸侯割据，争乱不已的分裂动荡的局面，如15世纪就是一个内战与混乱的时代，这一时期就曾爆发过百年战争、胡斯战争、玫瑰战争等。分裂与动荡的局面不仅使市民阶级也使所有的人们渴望建立一种强大的政治秩序，这样，历史赋予这个时代的中心任务就是，加强君主在国家范围内的权力，使之能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具有无上的权威，用国王的世俗统治战胜和代替罗马教皇的精神统治，建立一个享有主权的独立国家。这时处在封建诸侯割据和罗马教皇二重夹击下的国王也迫切希望摧毁这两种势力，特别是罗马教皇对王权的限制和剥夺，加强王权，实现统一。于是，市民阶级与王权结成了联盟，与这两种势力展开了斗争，宗教改革运动则是这场斗争的最高潮。通过宗教改革，摧毁了罗马教皇的一统权威，建立了服从国王权威的民族教会，一统的基督教普世国家已被分成为很多独立的国家。对这一主权国家的肯定则是三十年战争后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以及所缔结的和约。“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使三十年战争所造成的领土变更得以调整，但日耳曼将近一半的城邦国家取得了独立，使新教国家脱离了教皇的霸权，并使领土主权概念趋于加强，国家平等原则获得承认。从此，一个不屈从罗马教皇霸权的独立的主权国家开始成为社会的基本单元。
    中世纪的西欧，宗教神学统治着整个社会，人们“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⑤基督教的普世主义更是压制民族意识成长的思想禁锢。现在，伴随着王权的兴起，在思想战线上也进行着一场决战。资产阶级首先掀起了文艺复兴运动。在文艺复兴运动中，资产阶级举起人文主义的旗帜，把斗争矛头直指以罗马教会为代表的封建制度，他们以人性来代替神性，以人的世俗世界来代替神的天堂；以人的个人奋斗来代替宗教宿命论，以人权代替神权。后来的宗教改革运动，对罗马天主教进行了更为猛烈的进攻，摧毁了它作为普世一统的最高权威。这样，对宗教权威的攻击，把人从教会的迷信和服从下解放了出来，促进了个人主义与世俗主义的发展，一元的普世主义为新的多元主义（pluralism）所取代，从而促进了民族意识的成长。当宗教不再成为人们的最高主宰时，他们就录求君主，也就是说，人们不再把自己的情感和忠诚贡献于宗教权威，而是转移到了世俗的王权，他们关注、效忠与认同自己所在的民族和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