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16-17世纪，在西欧摧毁、瓦解了普世世界国家，建立了以王权为中心的君主国家。正如恩格斯所说：“国王的政权依靠市民打垮了封建贵族的权力，建立了巨大的、实质上以民族为基础的君主国”。⑥这种君主国还不是近代民族国家，只是“王朝国家”。在这一过程中，一批思想家表达出了日益觉醒和兴起的民族意识与民族情感。如反对分裂割据。要求国家统一，反对罗马教皇，崇尚加强王权；要求培植民族文化，增进民族感情。当然，也应该看到，他们所表达的这些内容还不能归属于近代民族主义思潮。
    恩格斯曾经指出：“在这种普遍的混乱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nation）而与分裂成叛乱的各附庸国的状态对抗。”⑦也就是说王权在这时体现着历史的进步，代表着民族与分裂作斗争，从而促进着民族国家的形成，具体而言，王权在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表现在：第一、促进近代主权国家的建立。从法律意义上讲，国家主权是指国家在一国范围内拥有最高管辖权，而不必顾及或服从于国内外其他任何政治权威，国家主权的对内侧面是自治，对外侧面是独立。在同罗马教皇与封建割据的斗争中，王权最终取得了作为最高主权的地位，即体现主权并行使主权职能的则是国王，它拥有着最高的权威。以王权为中心建立起了不受各邦诸侯和封建领主约束的全国性权威机构。如全国性议会，高度集中的行政机构，统一的税收、司法制度，统一的常备军等，同时，这种国家政治机构也呈垂直方向一直延伸到基层。由此，完整的国家政治体系日益建立与完善。这种统一的政治体制的建立具有极大的意义，当一个国家还没有形成一个整体的经济网络，或统一的国内市场，即还不能依靠自然的经济力来实现紧密的连结与统一时，它只能依靠着一个外在的政治系统来联结，而这种统一的政治体系恰好就起着这样的作用。它通过一种政治权威、政治体系促进着整个国家的一体化进程，成为统一的整体。这样，从前分裂散漫的国家，通过以王权为中心，通过建立统一的政治体系结成着愈益紧密的整体。
    第二、以王权为中心，形成了大众忠诚于王权的新的政治认同。在国王的统治下，形成了一个领土相对完整的主权独立国家，这样一个统一的空间就使民众之间的交往得到了加强，民族语言迅即传播与使用，文化教育也有了发展。由此，整个民众也逐渐摆脱了狭隘的地方主义，统一与整体的民族意识与民族情感大大增强。由于此时整个国家是以国王为中心来组织运转的，因此，反映在民众的情感上，他们把王权看作为国家的标志与象征，把国王等同于国家，或者说通过国王来认同这个国家，于是，对国家的忠诚与热爱也就集中体现在对国王的忠诚与热爱，“人们相信整个国家就是国王个人”。⑧法国政治学家莫里斯·迪韦尔热也说：“国王的神话粉碎了领土割据，建立了适应经济需要的辽阔共同体，所有居民都被忠君思想联结在一起”。⑨如果认识到国王在此时推动建立民族国家的促进力量的话，那么这种对国王的忠诚与认同同样也起到推动民族国家建立的作用。
    第三、王权促进了整体的民族利益的发展，从前，西欧社会中存在着的是封建领主的个人利益或某个集团的利益，再就是统治整个社会的基督教会利益，现在，以王权为中心，逐渐摧毁了这些地方利益，在统一的主权国家建立后逐渐形成了超越于个人利益、集团利益之上的民族利益（或称为国家利益），国王也成了国家利益的象征和维护者。腓特烈大帝就声称自己为国家的第一仆人，“国家利益是君主的法则，这条法则是不可违背的”。他甚至命令说，如果他被敌俘虏，普鲁士不应因为他的获释而作出牺牲。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君主能从国家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制订国策。我们看到，在君主专制时期，各国都以重商主义为指导原则，大力开拓海外贸易，发展国内手工工场，扶植资产阶级的经济势力。民族利益的发展促进着整个社会的一体化进程，以民族利益为中心，过去分散的甚至彼此对立的各个地区、阶层开始逐渐联结起来，朝向一个有机的国家方向迈进。
    亨利·西奇威克曾说，到18世纪中期，主要欧洲国家的君主“完成了从一个超众的封建领主向一个近代专制国王的转变”。⑩伴随着这一转变，王权或专制君主通过设置公共机构，加强中央集权获得了国家的统一、领土的完整，并在统一的环境下促进着近代民族的形成。因此，专制君主在近代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以君主国家为基础日后发展起来了近代民族国家。
    在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的问题上，有一种观点认为这种君主国可以称为民族国家。对此我们不能同意。从君主国家的政治主体来说，它是以专制君主为中心的政治体制，国王大权独揽。他的意志就是法律，整个国家的行政管理机构只是附属于国王统治的工具。如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就能随意停止三级会议的召开。这样，以国王为中心形成了一种“家天下”的统治体制，整个国家只不过是国王个人的“私产”。这种统治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最高封建领主统治的扩展。同时，在这个国家中，君主不以治理国家为己任，也不以臣民的幸福为首要目标，他的出发点仍然是服务和确保自己的“王朝利益”（dynasty interest）。这具体表现在维护封建特权，视国家资产为个人的私产，任意挥霍、分割、转让、出卖，以及进行为了王朝自身利益的王朝战争。路易十五曾说过，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从这里根本看不到君主要担负起使国家繁荣与人民幸福的职责。在这种政治体制中，广大民众还没有形成对整体国家的忠诚与热爱，民族情感较为淡薄。很多士兵、学者毫不顾及自己的国家，到处奔走，服务于各国君主。德意志众多的雇佣兵在为别国效劳，甚至投身于对德意志本身的战争之中，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狄德罗等也都曾服务于别国君主。
    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说随着君主国家的建立，民族国家也就随之确立。当然，我们不能无视专制王权有助于民族统一，近代国家机构的确立，也就是说，与君主国家的建立相并行确实存在着一种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即正在向近代民族国家迈进。恩格斯说道：“日益明显的建立民族国家的趋向是中世纪进步的最重要的杠杆之一。”（11）所以，君主国家的建立只是近代民族国家建立过程的开始而非是这一过程的终结，两者即可等同。恩格斯一再讲到王权对近代民族国家建立起到巨大的作用也即是表达的这层含义。基于此，我们可以说这种君主国家决非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而只是王朝国家（dynasty-state），并且，这种王朝国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近代民族国家的最终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