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树智较为详尽地分析了《民报》及其主编章炳麟（即章太炎）支持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所作所为和一些重要的思想观点，强调《民报》在以鲜明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立场和观点指导中国革命的同时，也举起了亚洲团结的旗帜，大力声援各国的反帝斗争，其中对印度的支持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33）
    季羡林认为，在反帝斗争中，中印两国关心对方的著名人物很多，突出的有7个，他们是孙中山、章炳麟、康有为、梁启超、鲁迅、泰戈尔和甘地，并一一作了介绍。（34）
    2.中印关系的特点
    20世纪前后中印关系虽然有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联系，但由于时代不同，这种相互关系具有一些新特点。耿引曾在详细考察了17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中国与南亚关系的史料后，谈到近代中印关系的特点问题。她从三个方面阐述了近代中印关系的特点：（1）政治上。殖民主义入侵后，印度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丧失了独立地位，不能和中国进行使节往来，中印间政治交往中断。（2）经济上。英国控制印度后，中印之间的贸易关系纳入英国殖民侵略的体系之中，而不再是平等交易，中英印之间形成一种三角关系：印度输出大量鸦片、棉花及棉纱等，换回中国大量白银，以弥补收购华茶时英国人失去的白银。（3）文化上。 中印两国的共同命运使双方的相互了解比过去大为加强，各自都想从对方遭遇中吸取教训。印度亡国，中国朝野震动，人民有切肤之痛。近代中国的有识之士提出利用印度这个殖民据点来“以夷制夷”，同时关心印度动向，探讨沦亡原因，指出社会弊端，看到印度的希望。（35）
    三、新中国成立后中印关系的探讨
    有关当代中印关系的研究，过去几乎是空白，近十年来，已有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涉及的问题大致有：
    1.建交后的中印关系
    印度是较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1950年4月1日中印建交后，两国关系蓬勃发展，其间经历了三个阶段：友谊迅速发展阶段（1950-1958）、关系恶化阶段（1959-1968）、重新恢复关系阶段（1969-1980）。（36）建交初期，两国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存有共同或相似的见解，在不少外交场合互相合作，积极配合，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采取了团结协作的态度和立场。60年代初，两国发生边界战争，之后两国关系几乎中断。1976年恢复了大使级外交关系，自此，两国的交往在各方面逐渐扩大。（37）
    2.50年代中印关系迅速发展的原因
    耕砚认为，50年代中印两国关系能在短期内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有4个：
    （1）从历史上讲，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 这是任何两个相邻大国的相互关系都无法相比的；
    （2）从国际局势讲，当时西方帝国主义对原殖民地和新兴独立国家进行控制、剥削和欺凌，中印两国面临的首要的也是共同的任务是继续反帝反殖，所以共同语言多；
    （3）对新独立的印度来说，在发展经济方面基础比中国强，而且有美英等发达国家支援，自认为有把握胜过中国，因为中国遭受长期战争创伤，又受帝国主义封锁禁运，所以不担心中国的影响；
    （4）对新中国来说，和平友好的对外政策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方针。（38）
    3.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印关系恶化的原因
    关于这个问题，国内学者有不同的看法。耕砚认为，这一时期中印关系的恶化，表面原因是边界问题，但实质是印度独立后在本地区推行扩展其利益的战略的结果。他从4个方面进行了具体阐述。（39）
    王宏纬认为，中印关系紧张，两国大使级外交关系中断达15年之久，主要原因就是边界问题没有解决。（40）
    《印度通史》作者也认为，中印两国在边界问题上的严重意见分歧，是两国关系恶化的祸根。（41）
    4.关于中印边界问题
    十年来，我国学术界比较重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1980年5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请印度学术界公认的中印边界问题权威卡鲁纳卡尔·古普塔来华讲学。在学术会议上，他作了题为《被歪曲了的中印边界史》的报告，将他的研究成果介绍给中国学者。《南亚研究》1989年第3期发表了王宏纬的文章，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卡·古普塔在中印边界问题研究上的贡献。1990年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了卡·古普塔的代表作《中印边界秘史》的中译本，该书对中印边界东段的历史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并指出“英国统治时代东北边境变化多端的历史表明，独立的印度在1947年继承了一项难办的遗产，她提出的麦克马洪线要求，在国际法上缺乏牢靠的根据。”（42）《中印边界秘史》在中印边界西段的研究方面也有进展，卡·古普塔认为，印度对阿克赛钦的要求，并没有条约、传统习惯方面的依据，即使根据印度一贯主张的分水岭原则来划分边界，也对印度不利。（43）
    培伦主编的《印度通史》也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来龙去脉作了较为详细的说明。（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