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国际问题研究》也发表过有关文章。
    总之，80年代我国学者在中印边界问题研究上所作的努力，集中到一点，就是将事实真相公诸于众，让国内外更多的人了解问题究竟在哪里，以澄清印方在这一问题上的歪曲宣传。
    5.中印关系的前景
    研究中印关系的学者都认为，无论从历史讲，还是从现实需要讲，中印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都需要继续向前发展，其前景是光明的。朱占府认为，无论从传统的友谊、相近的文化，还是从世界潮流的要求、国际形势的需要来考虑，中印两国面前都摆着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两国须长期合作。中国人民期望两国关系在不久的将来能恢复到50年代的水平，中国和印度永为和睦亲善的邻邦。（45）
    耕砚从4个方面阐述了中印两国关系进一步改善的条件和因素：1.国际局势已发生了巨大变化，超级大国的控制、干涉、威胁、剥削和转嫁经济危机的行径，危害着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中印同属第三世界，继续改善关系对双方都有利；2.印度是不结盟运动的发起国之一，并一直宣扬是其国策之一，印度已从过去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实践中感到，依靠超级大国进行反华，反使自己孤立并影响其不结盟形象；3.中印两国地大，人口占世界总数1／3，对世界局势以至人类前途都有重大关系，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都力主中印友好；4.广大中印两国人民要求友好相处的强烈愿望是不可阻挡的洪流，两国人民间没有切身的利害冲突。同时，耕砚指出，具备了中印改善关系的有利因素，并非等于就是必然的结果。在处理双边问题和同邻国关系中，真诚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必要的前提。中印关系总的发展是朝前的，然而是行运自迩的。（46）
    王宏纬认为，卡·古普塔关于“中印僵局在印度政府作出认真努力，就中印争端的根源对公众进行再教育前，不可能得到满意的解决”的话很有见地。（47）而中印边界问题的解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那种希望通过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一两次访问即可取得重大突破而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这是一个长期友好协商的过程，也是逐步引导公众舆论向正确轨道发展的过程，更是双方全面发展友好交往，不断加深理解的过程。这只能是友谊和友好感情的涓涓细流的汇集和水到渠成的产物，而不是象举重那样可以一气呵成。（46）
    注释：
    ①其中季羡林的论文较多。三联书店和江西人民出版社先后将他的论文编成集子出版，即《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版）和《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②东晋时的法显，历游天竺15年，写下的《法显传》是一部伟大的作品，近年我国学者对此比较关注，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章巽校注的《法显传校注》，全书14万6千字；中国古代关于印度的记载以《大唐西域记》为最，十年间我国学者为使大家阅读、研究此书，作出了巨大努力：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周连宽的《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季羡林等校注的《〈大唐西域记〉校注》，1985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今译》，1991年巴蜀书社出版章巽、芮传明的《〈大唐西域记〉导读》。
    ③耿引曾编辑整理了有关中国史籍中的南亚史料，并根据这方面的有关材料撰有专文专著。
    ④⑩涂厚善：《略论早期中印关系的特点》，《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第90、91-93页。
    ⑤⑥（20）（26）（41）（44）培伦主编：《印度通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版，第259-260、270、273、274、814、817-829页。
    ⑦（30）（34）季羡林：《中印文化交流简论》，《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第149-200、150-151、195-199页。
    ⑧耿引曾：《〈二十四史〉中的南亚史料简介》，《南亚研究》1981年第1期，第107页。
    ⑨（21）（25）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第3-4、115-116、116页。
    （11）季羡林：《西域在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第203页。
    （12）（13）（14）（15）详见中国社科院南亚与东南亚研究所编辑，中国社科出版社1988年版（《南亚研究增刊》）《印度宗教与中国佛教》，第1-19、20-27、174-189、124-1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