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城市的出现
    公元六--七世纪前的东南亚地区，城市已兴起，初具规模。文献中最先提到东南亚有“城廓”的当属《扶兰土俗记》曰：“优跋国者……国土炽盛，城廓谣俗和天竺同”（15）。《晋书》亦曰扶兰：“有城邑宫室、《南齐书》亦曰：“（扶兰）以木栅为城”。晋征西大将军桓温的手下，都护滕畯，九真太守灌邃帅交广两洲兵讨伐林邑国，遭到林邑部酋范佛的坚决抵抗“佛婴城据守”后来，林邑国君又筑“区栗”城，一直是林邑北防重城，同时，考古学者们在东南亚也相继挖掘出了许多当时的古城遗址。
    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城市的存在，是否标志着国家已经存在了呢？不一定。（1）从考古挖掘和文献记载看，当时东南亚的城市，主要是“边防重镇”和“王宫堡垒”，基于当时不发达的工商业，不太可能具有典型的商业性质。这种城市，正是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那种“用石墙，城楼，雉堞围绕着的石造或砖造房屋的城市”直到公元六世纪仍仅是“部落联盟的中心。”（16）而整个社会仍处于军事民主制时代。（2）一个社会，拥有一定规模的城市，并不意味着这个社会就一定处在文明时代。城市的出现，仅只表明这个社会正在向阶级社会过渡。城市是在过渡中就已产生的，处于军事民主制时代，属原始社会末期。我们从历史比较研究的角度去仔细地研读凯撒大帝的《高卢战记》，便一目了然，古典欧洲克勒特人部落拥有丰富灿烂的城市文化。其中别都里及斯人的阿古历凡姆市镇，拥有四万多居民“是全高卢最美丽的城市。”（17）但克勒特人的社会却只是处在原始社会末期军事民主制时期。
    （三）武装力量
    历史记载，公元六--七世纪前的东南亚各部族，已开始使用铁兵器。《吴时外国传》曰“扶兰国王杀其国人，以刀斫刺。”《梁书》曰，晋成帝年间，林邑国王家奴范文“常牧牛于山涧，得鲤鱼两头，化而为铁，因以铸刀”后来，范文便凭借这种先进的铁兵器篡立为王。另据《晋书》记载，装有金属簇的弓箭也在公元初年从印度南方传入。但从考古材料看，当时主要兵器还是石斧，石刀等石器。同时，战争及战争机器--军队也已具规模。晋成帝时，范文“因教林邑王作宫室，及兵，车器械，王宠任之。咸康三年：“遂胁国人自立，”接着“举兵攻略旁邑小国，皆吞灭之，有众四、五万人”（18）。至于扶兰，有的说“人性善，不便战，常为林邑所侵击”也有人说其“常掠不宾之民为奴婢。”（19）那么，这一切也是否意味着当时东南亚社会已进入国家时期呢？可能性不大。因为从理论上说，铁兵器，军队和战争也存在于原始社会末期军事民主制时期。恩格斯明确地指出“下一步将把我们引向野蛮时代高级阶段，一切文化民族都在这个时期经历了自己的英雄时代：铁剑时代”（20）。这个时期，“之所以称作军事民主制，是因为战争以及进行战争的组织，现在已成为民族生活的正常职能”战争之目的“是为了对侵犯进行报复，或者是为了扩大已经感到不够的领土。”（21）史载扶兰王“蔓勇健有权略，复以兵威攻伐旁邑……”林邑王“贪日南地沃”“侵克尤甚”“常欲掠有之”。（22）北魏杨衒之说扶兰“方五千里，南夷之国，最为强大，民户殷多”（23）。当得力于这种军事民主制时代的掠夺战争。同时，大家翻开荷马史诗，就会为一系列雄壮悲怆的场景所吸引。处在英雄时代的古希腊各部族，团结在一个统帅的旗帜下，挥着耀目的青铜铁剑，驾着轳轳战车，摇着三层桨巨舡跨海东征小亚细亚的特洛耶。谁又想到这时希腊社会正处在军事民主制时期嘞！
    （四）王权的出现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一个民族，其历史发展一般规律是，如没有意外，一般都经历了一个由原始社会到阶级社会的过渡阶段。阶级，国家形成的诸因素，并不是自天而降，而是在原始社会内部产生的。这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时代。在过渡时代“古代的氏族组织还是很有活力的，不过我们已看到，它的瓦解已经开始。”（24）严格地按照这个原则来分析讨论问题，就可以防止简单化和空谈。
    翻开历史，古代史料中有许多关于当时东南亚社会“王权”的记载。吴人万震《南州异物志》说“扶兰国在林邑西三千里，自立为王，诸属皆有官长，及王左右大臣，皆号昆仑。”（25）但唐六臣注左思《三都赋》曾引用东汉人杨孚的《异物志》仅言“扶兰人特有才巧，不与众夷同”“酋渠皆豪帅也。”看来，言“酋渠”是正确的。考诸正史，则直到唐人修的《晋书》《梁书》《南齐书》《南史》中，才依当时材料，附会而言及“王权”的一般情况。史载林邑王“出则乘象，吹螺击鼓，罩吉贝伞，以吉贝为幡旗。”扶兰王“出入乘象，嫔侍亦然。王坐则偏踞翅膝，垂右膝至地，以白叠敷前，设金盆香炉于其上”（26）。可见“王权”已具规模。同时，王位世袭制度也已出现，但较为简陋，只能算是萌芽。在扶兰先是“混氏王朝，”而后便是“范氏王朝”。林邑先有“区氏王朝”，然后是“外孙范熊代立”“子孙相承”。那么，我们如何来正确认识这种东南亚社会的早期“王权”呢？
    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社会里的王权，萌芽在原始社会末期军事民主制时期。人类社会发展到了原始社会末期“氏族的军事首长--勒克斯，巴赛勒斯，提乌丹斯成了不可缺少的常设公职人员。”（27）勒克斯（Rex）是罗马王政时代（萌芽国家阶段）的部落军事首长，罗马人称之曰“王”。但这种“王”和阶级社会里的“王”却是两回事。二者虽有一定传承关系，但毕竟属于两个社会阶段。这犹于新生婴儿与胚胎关系一般。而东南亚这时的所谓“王权”却正和古罗马的勒克斯一样，都只是“王权”之胚胎。同样，王权世袭也是在军事民主制时期萌芽的，当时“掠夺战争加强了最高军事首长的权力，习惯地由同一家庭选出他们的后继者的办法，特别是从父权制确立以来，就逐渐转变为世袭制。人们最初是容忍后来是要求，最后便僭取这种世袭制了。世袭王权和世袭贵族的基础便奠定下来了。”（28）从历史实际看，当时，东南亚地区出现的所谓“王权”，并没有阶级社会里的“王权”那样坚如磐石和神圣化。《晋书》载林邑土“范逸死，奴文篡立”这个“奴文”即“范文”，原是日南西卷县夷帅范稚家奴，后受到林邑王的信任，他是个阴度家，嗣后：“乃谗言诸子，各奔余国，及王死无嗣，文伪于邻国迎王子，置毒于浆中杀之。”约在咸康三年“遂胁国人自立。”（29）一介家奴，兵不血刃，自立为王，可见当时林邑王权之不成熟。扶兰情况也差不多。激国人混滇建立“混氏王朝”“至王盘况死，国人立其大将范帅蔓，蔓病，姊子旃篡立，杀蔓子金生。十余年，蔓少子长袭杀旃……旃大将范寻又杀长，国人立以为王。”（30）这不正是一付活脱脱的原始社会末期的军事首长之间争权夺利之嗜血图么。可见，当时的这种“王权、虽然具有专制的倾向，但实权并不很大，以强有力的首长为中心的统属关系，也没有超越部落联盟的范围。”（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