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人口不断地迁移、流通是中国历史发展、中华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大趋势。清朝的统一，客观上打破了民族封闭的壁垒，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为人口更大范围的流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第三，就清朝的禁垦政策而言，并不是绝对的禁垦。
    第四，雍正、乾隆朝在一些已开垦的蒙古地区设置州县制度，等于承认农业开垦的合法性，农业区设立行政管理机构后，禁垦令亦随之而停止[14]290-291。
    上述分析是从不同侧面剖析了乾隆至道光朝蒙地禁垦屡禁不止的原因，有些论述还涉及较深的层次。这里我们转换一个角度，对此作一些补充。
    嘉庆十一年（1806年），嘉庆帝谕曰：“郭尔罗斯地方……原议章程，除已垦熟地及现居民户外，不准多垦一亩增居一户。今数年以来，流民续往垦荒，又增至七千余口之众。若此时概行驱逐，伊等均系无业贫民，一旦遽失生计，情亦可悯。著仍前准令在该处居住。”[13]卷164道光二年（1822年）七月，道光帝说：“科尔沁达尔汉王、宾图王二旗界内，向有蒙古招留流民耕种地亩，并开设铺店生理。”“现在民人已有二百余户，垦成熟地已有二千余垧。若按名拘解审办，未免多滋纷扰。既一概驱逐，亦恐流离失所。著照该将军所请，准其将查出建垦房地，遴派妥干大员会同该王等按段履勘，挖立地界封堆，毋任再有侵越；并造具花名细册，就近责成昌图通判编立甲社，随时稽查管理，务使民户与蒙古人等相安，不致藉端生事。”[12]卷38以后，道光帝还有如下批示，在蒙古地方开垦，“第一无碍蒙古生计，方可办理”[12]卷408，“无碍牧场，应准开放”[12]卷447。
    所以，归根结底还是社会问题所致。蒙古地区既然是大一统的清王朝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历史发展不可能不与全国息息相关，完全隔离，是根本不可能的。内地频年荒歉，人民衣食无着，迫使清廷不得不准许灾民进入蒙古，以缓解尖锐的阶级矛盾。还在乾隆八年（1743年），天津等地发生旱灾，大批灾民纷纷涌向蒙古地方谋生，乾隆帝就说过：“本年天津、河间等处较旱，闻得两府所属失业流民，闻知口外雨水调匀，均各前往就食，出喜峰口、古北口、山海关者颇多。各口官弁等，若仍照例拦阻，不准出口，伊等既在原籍失业离家，边口又不准放出，恐贫苦小民愈致狼狈。著行文密谕边口官弁等，如有贫民出口者，门上不必拦阻，即行放出。”[7]卷195
    这段话清楚地道出了清廷禁止内地民人流入蒙古却又在现实生活中行不通的原因。为了稳定蒙古地区的封建统治秩序，清王朝制定了禁止内地民人流入蒙地的政策，为了防止内地民人因生活痛苦不堪而可能引起的社会动乱，清王朝又不得不允许内地汉民前往蒙古地区求得生存。这矛盾的两个方面，清王朝是根本无法统一起来的。它说明的问题是，清代的流民潮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绝不是封禁政策这道人为的“墙”所能堵得住的。它既不能抑制地主阶级对土地的兼并，又不能增强广大农民防灾抗灾的能力，更不能控制内地人口的急剧膨胀，解决人多地少的社会矛盾，这是清廷对内地流民屡颁禁令却“禁而不绝”的根本原因。
    由于内地农民不断流入边外开垦种植，这一时期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农业得以迅速的发展。
    《归绥道志·丰镇厅田赋考》对乾隆朝以来开垦的土地作如下记述：“二道沟等处旗租地，乾隆年招垦共九百五十六顷二十二亩”；“太仆寺改折牧地，乾隆年开垦升科，共地一万三千五百七十一顷七十四亩一分”；“太仆寺折色牧地，乾隆年开垦升科，共地五千二百七顷五十八亩”；“五字图庙旗租地，乾隆年认领，共地三百三十六顷二十六亩”；“礼亲王牧地，乾隆年招佃升科，共地一千三百三十二顷三十九亩”；“承安牧地，乾隆年招民认垦，共地二千五百六十四顷二十一亩八分”；“距墙口外旧马厂地亩，于道光年间升科，共地七百四顷三十七亩八分”；“白塔沟牧地，道光年招垦升科，共地五十二顷五十六亩七分”；“顺承郡王牧地，道光年开垦升科，共地九百二十顷五十亩”。《归绥道志·宁远厅田赋考》载：“乾隆三十七年开垦宗室纳木谨旧厂地六百六十九顷四十五亩一分……军宏晌旧厂地一百七十五顷九十七亩四分”；“开垦克勒郡王旧厂地四百二十三顷三十三亩八分……公恒禄旧厂地一百七十二顷一十亩……公松椿旧厂地九十一顷三十四亩五分”；“乾隆五十年开垦宗室德齐奉恩将军恒林旧厂地四百九十一顷九十五亩七分”。《土默特志》载：在归化城土默特地区，乾隆二年至光绪十三年（1737-1887年），垦地约有57606.95顷。
    另外，清廷还因政治形势的需要而随时改变封禁政策。例如：在清廷对准噶尔用兵之际，因为急需粮草和驼马，清廷对山西、陕西等民人涌入蒙古西部地区垦种者，也往往采取默认的态度。特别是乾隆年间流经河套地区的黄河南徙改道后，原来的河道及沿岸的土地多为肥田，则更多的土地被开垦了出来。前引《绥远通志稿》称：鄂尔多斯东部与南部毗连晋陕处，“农民沿套边开垦，渐成村落”。
    与伊盟相连的阿拉善地区，在嘉庆年间开始放垦。在道光十九年（1839年），在定远营一带，已垦熟地1190顷67亩[9]卷978。
    以上我们大致考察了自乾隆朝至道光朝百余年间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土地开垦情况。总的说来，尽管这一阶段清廷的禁垦令不断，但由于清朝无法克服和解决的社会矛盾，涌入蒙古地区的流民潮与蒙地开垦种植这两大社会问题始终无法解除，它的直接后果则是促使当地的农业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发展起来。从内蒙古西部地区来看，流入的农民比东部区相对较少，而且相对分散。因而，这里的农业尚属初步发展阶段，又由于被开垦的土地多是适宜种植庄稼的肥田沃壤，所以这一时期该地区的生态环境虽然较前有所改变，但对生态的平衡影响不大。也就是在这同一时期，该地区的畜牧业经济呈持续上升趋势，并且在乾隆后期的近百年内达到高峰，这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我们上述的结论。关于18世纪中叶以后，蒙古地区的畜牧业经济状况，国内已有不少学者进行过论述，故不再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