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甘肃有籍可考的书院共103所，其中新建93所，重建、重修前代书院10所。① 在新建书院中，有朝段可考者82所，占新建书院总数的89％；有明确年代可考者76所，占新建书院总数的82％。前代书院延至清代，以第一次重建或重修的时间为准，有明确朝段可考者5所。
    表中可见，甘肃书院的设置大致分为四个阶段：自顺治朝至雍正朝，甘肃书院由空白开始走向萌芽，是甘肃书院的准备期；乾隆朝迎来了甘肃书院建设的高潮，并延及嘉庆朝；道、咸时期为甘肃书院建设的回落期；同、光两朝是甘肃书院建设的复兴阶段；清末实施“新政”，书院因改学堂而废止。与其他地区，如河南省书院设置情况相比，甘肃书院除了每个朝段设置的数量少之外，书院的发展准备期太长，整整花费了92年。在这将近一个世纪的时段里，甘肃仅有9所书院设立。“清代河南书院发展的总趋势是前期繁荣，尤以乾隆朝为最；后期衰落，尤以咸丰朝为甚。”“河南书院的发展与全国书院发展相一致，因此可以说，河南是清代书院发展中一个有代表性的地区。”[1] 比较可知，甘肃是清代书院发展中一个非代表性的地区。造成甘肃书院发展的原因，除了受到清廷的文教政策、国内政治时局的影响之外，与甘肃省本土的一些情况密切相关。现就清代甘肃书院时间分布特点的成因，略陈己见，敬请方家指正。
    清代甘肃历朝书院设置
    一、清廷书院政策的干预
    清代书院经历了由清初的禁止到康、雍、乾三朝的鼓励，再到鸦片战争之后，清廷对书院逐渐加强控制和管理的不同阶段。
    明代中后期，书院讲会与结社蔚然成风，特别是东林书院讽议朝政，臧否人物，活跃了士人的思想，直接威胁到明廷的统治。清统治者鉴于此，对士子极力实行压制政策，顺治九年(1652)颁发的《训士卧碑文》规定：“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2] (卷395《礼部·学校·训士规条》)同年又谕告各省：“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行实践，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党徒，及号召地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因则起奔竞之门，开请托之路。”[3] (《选举典》卷17《学校部》)“实际上扼杀了书院发展中最活跃的因素：自由讲学和议论朝政。”[4] (P778)终顺治朝，书院教育处于沉寂状态。但另一个方面，书院教育至清已存在了数百年之久，不可能在一朝皇帝任期就消除它的影响，何况清统治者并不像明朝那样对书院实行极端的禁毁政策，他们对一些有影响的书院给予一定的支持，顺治十四年(1657)，从抚臣袁廓宇之请，修复衡阳石鼓书院。总之，顺治朝的书院政策表现出极大的摇摆性。河南在顺治朝建书院9所，[1] 即其显例。
    康熙统治时期，清政权逐渐巩固，社会日趋安定，士人反清复明之心也开始泯灭，转而心向功名，以科举为业，读书人的增多与官学不足之间的矛盾，使书院成为补充官学的一种形式。康熙皇帝在熊赐履、范文程等人的影响下，对汉民族的先进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继位不久即提出“崇儒重道”的治国方略。现实的要求使康熙皇帝改变了清初禁止书院建设的态度，逐渐由默许而至鼓励。自康熙二十五年(1686)始，康熙皇帝先后为全国9个省份的19所书院赐书赐匾。有最高统治者的倡导，各地书院的建设也如雨后春笋，如浙江在康熙朝建书院56所，江苏20所，福建36所，江西61所。[5] (第5卷《清代》，P204)地处边远的甘肃亦有了书院的建设。静宁州陇干书院，本明成化年间建，后废。康熙五十五年(1717)知州黄廷钰重建。吴之珽《为黄廷钰创建陇干书院碑记》曰：“黄使君始成陇干书院于州治之东”，“以其暇日，宣扬圣化，养育人才。”[6](卷35《学校志·书院》)康熙三十六年(1697)，靖远卫守备王三锡创建培风书院，记曰：“若夫崇兴文学，鼓励人才，区区此衷，不禁三致意焉。”“一切土木瓦石，工匠夫役，悉捐薄俸以办之，竭蹶三载，规模粗就，敦请学行端严者，尊为西席，招示城乡子弟，有志上进，无力读书者，咸得来学。”[6](卷35《学校志·书院》)雍正十一年(1733)，清世宗正式谕令各省酌立书院，“朕临御以来，时时以教育人才为念。但稔闻书院之设，实有裨益者少，浮慕虚名者多。是以未曾饬令各省通行，盖欲徐徐有待，而后颁降谕旨也。近见各省大吏，渐知崇尚实政，不事沽名邀誉之为。而读书应举之人，亦颇能屏去浮嚣奔竞之习。则建立书院，择其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俾远近士子观感奋发，亦兴贤育才之一道也。督抚驻扎之所，为省会之地，著该督抚商酌举行，各赐帑金一千两。将来士子群居读书，须预为筹划，资其膏火，以垂永远。其不足者，在于存公银内支用。封疆大臣等并有化导士子之职，各宜殚心奉行，黜浮崇实，以储国家莆莪棫朴之选。如此则书院之设，有裨益于士习民风而无流弊，乃朕之所厚望也。”[2](卷395《礼部·学校·各省书院》)在诏书中，除了设立省级大书院外，对府州县书院经费管理也作了规定：“其余各省府州县书院，或绅士出资创办，或地方官拨公经理，俱申报该管官查核。”[2] (卷395《礼部·学校·各省书院》)世宗谕令的核心是加强官府对书院的管理和控制。这种重点发展，兼顾其余的提倡政策，给了书院一个明确合法的地位，同时也使各省有一两所书院占据了全省最高学府的位置，填补了历史上省一级无学校设置的空白。因而世宗这一谕令具有着划时代的意义。结果17个省的23所书院享受此项优惠政策，各获得“赐帑”千金的足额经费。甘肃兰山书院位列其中。省级大书院的设立，为各府州县书院树立了范式。有力地推动了府州县书院的发展。乾隆皇帝继承了雍正皇帝对书院的政策，使书院发展更上一层楼。乾隆元年谕曰：“书院之制，所以导进人才，广学校所不及。我世宗宪皇帝命设之省会，发帑金以资膏火，恩意至渥也。古者乡学之秀，始升于国，然其时诸侯之国皆有学。今府州县学并建，而无递升之法，国子监虽设于京师，而道里辽远，四方之士不能胥会，则书院即古诸侯之学也。居讲席者固宜老成宿望，而从游之士亦必立品勤学，争相濯磨，俾相观而善，庶人材成就，足备朝廷任使，不负教育之意。”[2] (卷395《礼部·学校·各省书院》)重申了雍正时期的书院政策，希望借助书院来实现培养人才的目的。
    清代后期，伴随着官学的衰微，书院成为重要的育才场所，清廷加强了对书院的管理，宣宗道光二年(1822)，“通谕各省督、抚与所属书院，务须认真稽查，延请品学兼优绅士，住院训课。”[2] (卷395《礼部·学校·各省书院》)道光十五年又下谕：“书院所以育才，今州县书院率多废圮，或以无品无学之人滥充山长，因循苟且，视为具文。著通谕各省督抚严饬地方官，兴复书院，选择山长不准以奉行虚文了事。”[7] (《学校考七·书院》)。此后各朝皇帝都有加强书院管理的谕告，无奈国势日衰，吏治败坏，一般官员对清廷之屡次谕令，皆视若具文。但也有部分督抚官员积极呼吁，力图振兴。陕甘总督左宗棠即遵循清政府的“敦切告诫”，采取措施，躬行实践，使甘肃书院教育一度出现兴复局面。